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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朋:珞巴族與周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內容呈現與路徑選擇——以西藏米林市南伊鄉(xiāng)為例
珞巴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個由表及里、逐步深入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珞巴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取得了豐碩成果。從內容呈現上來看,珞巴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主要表征為生計轉型和居住空間的變遷,交流更加注重強調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的雙向互動,交融則要求強烈的心理認同和互嵌社會結構的廣泛共識性。同時,在這三個層面的現實境遇中也存在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為了更好促進珞巴族與周邊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共同富裕愿景下的產業(yè)轉型和精準扶貧;多渠道增強各民族文化自信與雙向交流,避免歧視與偏見;激發(fā)各民族參與式發(fā)展的主體意識,消除社會資源排斥。
劉文珍:情感治理——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維護民族團結的一種重要方式
冷梵:以學科建設推動梵文研究代有傳承
米瑪次仁:《扎基寺志》與扎基拉姆信仰——兼論清代漢藏文化交流
18世紀格魯派高僧格吳倉·強巴敏朗撰寫的《扎基寺志》,是研究位于拉薩北郊扎基寺(又稱扎基萬壽寺)歷史和清代漢藏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資料之一。文章以《扎基寺志》為基礎,結合相關資料梳理了扎基地方的歷史沿革,特別是在論述修建扎基寺歷史的同時,對“扎基拉姆”信仰文化的形成進行了分析梳理,認為扎基拉姆信仰作為漢藏文化交流的產物,其信仰可追溯至清代。扎基拉姆身份的多重性,除與藏傳佛教神靈體系具備的開放性與靈活性等特征有關外,還與清代漢藏民族文化交往交流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不難理解扎基拉姆何以作為藏傳佛教護法神會被描述成來自中原地區(qū)。這種文化現象充分說明,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源遠流長。
張榮德:美好記憶和深切懷念的藝術再現——清代《布畫金城公主進藏圖》唐卡管見
和親作為我國古代民族政策的組成部分,是歷史上中央與地方關系、民族關系的一種重要表現形態(tài),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了獨特作用。其中,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進藏和親書寫了流傳千古的佳話,她們?yōu)樵鲞M唐蕃友好以及促進兩地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至今為各族人民所傳頌。
馬俊燕:己不正,焉能正人?——評加使館關于西藏寄宿學校的評論
所謂“同化政策”的本質就是“奴化政策”、“種族滅絕政策”。殖民政府開辦這些“寄宿學?!钡恼嬲康?,就是把印第安人馴化為甘愿供其驅使的奴隸工具,迫使他們在嚴酷的強迫勞動和生活煎熬中“自然淘汰”。
熊文彬:西藏札達縣托林寺新發(fā)現的元代投訴文書殘卷與元朝對阿里的治理
2011年,在西藏札達縣托林寺發(fā)現了一件元代的藏文投訴文書殘卷,發(fā)現者對其進行了初步研究。文章在討論文書的年代、漢譯文書內容,并對其中金字使、同知、烏拉等重要歷史名詞進行考證的基礎上,結合既往研究,對文書涉及的元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措施進行了進一步較為深入、全面的研究。研究表明,文書記載的金字使、同知、烏拉等重要歷史名詞,不僅源于元代,系藏文對漢文、蒙古文等不同文字的翻譯,而且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等涉藏地區(qū)的系列重要舉措。其中金字使是元代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派出的欽差,同知是中央和地方管理涉藏地區(qū)的政府官員,驛站是元代中央政府在涉藏地區(qū)建立的供往來的政府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而烏拉則是為驛站的運營而向涉藏地區(qū)沿途百姓攤派的差役。文章認為,文書中的記載與元代中央政府在整個涉藏地區(qū)的相關施政措施相關,從而充分證明了元代中央政府對阿里地區(qū)的治理,該文書因此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區(qū)的重要實物證據之一。鑒于阿里地區(qū)傳世和出土的相關文獻和文物十分稀少,該文書不僅印證了文獻的相關記載,也彌補了相關記載的缺失和實物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學術價值。
廖嘉興等:凝心聚力講好西藏民族大團結故事
2021年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西藏,祝賀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看望慰問各族干部群眾,給各族干部群眾送來黨中央的關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增強各族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打牢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
曲姿璇:推動西藏民族團結進步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高度,深刻總結黨的民族工作理論和實踐經驗,進一步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黨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2023年12月召開的西藏自治區(qū)黨委十屆五次全會暨自治區(qū)黨委經濟工作會議深刻總結了自治區(qū)第十次黨代會以來,自治區(qū)黨委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積極研究新情況、主動解決新問題、探索建立新機制,聚焦“四件大事”,提出著力推進“四個創(chuàng)建”、努力做到“四個走在前列”戰(zhàn)略目標,其中,“著力創(chuàng)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區(qū)、努力做到民族團結進步走在全國前列”是首要任務。
羅輝:近一年來國際權威期刊發(fā)表的中國藏醫(yī)藥研究成果評述
藏醫(yī)藥作為中華民族傳統(tǒng)醫(yī)學的瑰寶,近年來在國內外得到的關注和研究越來越多,在全球學術界的影響逐漸擴大。僅自2023年以來,我國學者就有多篇關于藏醫(yī)藥的高水平研究論文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fā)表,論文發(fā)表的數量、質量和層次都有顯著的提升。這些研究探索了藏醫(yī)藥治療疾病的效果和機制,提升了藏醫(yī)藥的科學化和國際化水平。本文通過檢索PubMed、谷歌學術收錄SCI論文,對近一年來的研究成果按臨床研究和藥學研究分類介紹如下:
拉林鐵路建設對沿線城鎮(zhèn)社會空間的影響研究
鐵路建設是提升西藏地區(qū)經濟、交通等區(qū)位條件的重要途徑,對沿線城鎮(zhèn)發(fā)展影響巨大。文章以拉薩至林芝鐵路沿線10個區(qū)縣為研究對象,在構建城鎮(zhèn)社會空間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綜合運用TOPSIS評價法、反向有無對比分析法等,探究拉林鐵路建設過程對沿線城鎮(zhèn)社會空間的影響。結果表明:①鐵路開工前后,沿線各區(qū)縣城鎮(zhèn)社會空間發(fā)展曲線差異明顯,鐵路建設對城鎮(zhèn)社會空間影響顯著;②鐵路建設對沿線城鎮(zhèn)社會空間影響效應整體為正,其中經濟收入受影響最為突出,就業(yè)構成、人口結構、社會福利受影響稍弱;③鐵路建設影響效應存在空間分異,現狀發(fā)展水平是產生分異的原因。根據研究所得結論,為雅林鐵路沿線涉藏地區(qū)城鎮(zhèn)發(fā)展、拉林鐵路以及其沿線各區(qū)縣的未來發(fā)展提出相關建議。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202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始終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用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統(tǒng)領和指導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建設?!比涨?,“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暨第十四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科負責人聯席會議在浙江師范大學舉行。會議由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主辦,浙江師范大學承辦,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浙江師范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共同協(xié)辦。來自全國各地的近300位專家學者,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圍繞進一步鞏固和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經驗等展開研討。本報在此摘登部分發(fā)言。
才讓、楊惠玲:皇室記憶及文化認同——木雅?絳央扎巴自傳研究之一
木雅·絳央扎巴的自傳《利他陽光》所載大寶法王第五世噶瑪巴·得銀協(xié)巴內地之行的談話,反映了得銀協(xié)巴對明朝皇室的印象。他記憶中明朝皇室是佛教的信仰者和支持者,以“菩薩化身”等詞匯來描述明朝皇室,屬于藏傳佛教語境中對皇室神圣性的表達方式。明朝對得銀協(xié)巴的禮遇及對藏傳佛教文化的重視,拉近了彼此在情感上的距離,產生了一種文化認同,并由此增強了西藏宗教界對明朝皇權的政治認同。絳央扎巴之所以樂于求問并記載明朝皇室之情況,同樣反映了明朝皇帝的權威在西藏的影響力,說明明朝對藏傳佛教實施的“多封眾建”政策發(fā)揮了實際的效用?!独柟狻奉惒貍鞣鸾倘宋飩饔浿泻胸S富的內地與西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記載,值得進一步梳理和挖掘。
王志豪、阿旺嘉措:藏傳佛教中國化在甘青河湟地區(qū)的當代實踐和發(fā)展態(tài)勢——基于本區(qū)域東北段佛教寺院的調查
甘青河湟地區(qū)東北段位于青藏高原東北緣,是青藏高原東部多文化互動的典型區(qū)域,歷史時期和當代都處于宗教中國化的前沿地帶。
倪培強、譚乾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論斷的三維闡釋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民族理論方面作出的重大原創(chuàng)性論斷,作為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是生成邏輯、實踐指向和價值意蘊的有機統(tǒng)一。生成邏輯源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以及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的經驗總結。實踐指向表現為:黨的領導確保民族工作的政治方向;利益共享夯實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文化教育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依法治理提升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水平;命運與共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價值意蘊旨在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tǒng)一,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八人談中國故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李智環(huán)、金佳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節(jié)日文化空間的現代轉向研究——以瞿曇寺“花兒”會為例
在上百年的歷史傳承中,瞿曇寺“花兒”會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不斷進行著自我調適,以應對外界的變化。近年來,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漸深入發(fā)展的背景下,瞿曇寺“花兒”會的變遷發(fā)展迅速又劇烈,活動形式與內容不斷豐富與創(chuàng)新,其所承載的傳統(tǒng)社會功能也隨之改變。與此同時,其對周邊地區(qū)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由多民族共同參與的文化空間,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歷史文化長期積淀、交融的呈現。
國家在場視域下18世紀甘青地區(qū)蒙藏民族關系的嬗遞——以《第二世嘉木樣傳》為中心
清朝中央政府在青藏高原確立統(tǒng)治權威的進程中,經歷了以蒙治藏、蒙藏分治、以藏治藏到直接管轄的曲折歷程,和碩特部前首旗與藏傳佛教格魯派拉卜楞寺之間檀越關系的轉折,正是此脈絡在甘青地區(qū)的歷史縮影。以探討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國家在場”理論為視域,結合《第二世嘉木樣傳》中的相關史實可知,清朝前期在對甘青蒙藏地區(qū)逐步提升管轄能力的同時,區(qū)域內部也在進行相應的有意無意地整合,而當清朝政府的權威進一步深入影響地方后,蒙藏民族關系則呈現出自覺加強中央向心力與彼此之間通和往來的發(fā)展趨勢,繼而使清朝大一統(tǒng)局面日益鞏固。以此個案可窺探18世紀甘青地區(qū)蒙藏民族共享歷史符號、塑造集體記憶以及增進國家認同的發(fā)展進程,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經驗,進而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所全面認識。
薩爾波塔姆·什雷斯塔: Xizang Making Transformative Leap Forward
Xizang, an autonomous region of China, has witnessed remarkable progress in recent times.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cumulative advancements made in the previous 50 years.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various sector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industrial growth, human development, economic expans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tourism promotion.
孟亞偉:《十七條協(xié)議》蘊含的人民觀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的簽訂,宣告西藏實現和平解放。這份協(xié)議由標題、時間、前言、十七項條文、代表簽字、簽字時間和地點等內容構成,因主體內容有十七條,也稱《十七條協(xié)議》。它在黨的西藏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執(zhí)行《十七條協(xié)議》的過程,是推動西藏人民解放的過程,也是踐行黨的人民觀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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