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古藏文文獻輯》第1輯簡介

前言

自從在敦煌的一座石窟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漢文和藏文寫本以來，已有半個多世紀的光陰了。對于這一發(fā)現(xiàn)的過程、這批文書的主要內(nèi)容及其意義，現(xiàn)在則無須過多地追溯了，因為已經(jīng)陸續(xù)發(fā)表了有關這批寫本的大量著作。對這批發(fā)掘物的研究，使我們對中國和高地亞洲面貌的看法也耳目一新。在漢學領域中，這批發(fā)掘物雖然也相當重要，但并沒有動搖人們在此之前于頭腦中形成的中國的形象；而在藏學研究領域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敦煌文書的確首次向我們揭示了西藏文明的起源，西藏王權(quán)時代的制度與道德觀念。在此之前，在這一切方面都是疑竇叢生。從前，我們只是通過晚期的某些編年史來了解西藏的過去，而這些編年史的作者又大都為僧侶界人士，他們僅僅搜集那些贊揚佛教的資料，有關佛教哲學和儀禮方面的情節(jié)。在其他方面，則僅僅是一帶而過的只言片語……人們很難把其中的傳說同真實的歷史區(qū)別開來；其中所提出的王統(tǒng)世系和年譜都是令人質(zhì)疑的。我們?nèi)狈τ嘘P西藏政治、社會生活、土著文學和苯教等諸方面的資料。當然，晚期的編年史學家們也抄錄了某些有意義的片斷，特別是自從人們設法弄通了某些較古老的作品之后更為如此。但只是有了敦煌寫本，我們才能核實他們所記錄的片斷的真實可靠程度；也只有通過對敦煌寫本的研究，我們才能摸清晚期文獻中各種混亂資料的線索，并區(qū)別出其中之主要成分來。西藏王權(quán)在6世紀初期的歷史，也從玄虛之境中脫離了出來。我們對苯教定義的了解更為確切了，而當人們普遍把苯教稱為“原始薩滿教”的時候，卻沒有想到這一切。西藏古代社會的輪廓比較清晰地具體勾畫出來了，從騎士和封建國主們的生活，一直到行政機構(gòu)和立法等方面都有所觸及。在騎士和封建主們的生活中充滿著詭計、圈套、背叛、出賣、互相藐視、對抗和邪惡行為。當時對佛教中來自印度的內(nèi)容已經(jīng)有了足夠的了解。但自從發(fā)掘出了敦煌寫本之后，人們對佛教的看法也不同了。因為敦煌寫本中有許多關于中國禪宗的文獻。此外，對西藏的某些有關重要人物及喇嘛教儀軌的傳說，也作了具體澄清。其中文學文獻的種類尤為繁多：有關先哲們的箴言和諺語的土著文學；傳說和史詩故事；詩詞和歌曲交錯的文學，當時的韻律與晚期占主導地位的韻律相差很大；翻譯或編譯成藏文的漢文文學作品：也有一些印度文學作品，如史詩《羅摩衍那》等。西藏語言學也因這批寫本而大放異彩。藏文詞匯中又充實了許多已經(jīng)失傳和古舊的字。我們從中也發(fā)現(xiàn)了許多使用藏文音標的屬于藏緬語族的新語言，如“南”語和象雄語。

敦煌藏文寫本的絕大部分都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和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大谷文書原來存放在大連港，但后來下落不明，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保存在京都的龍谷大學。這批文書中的絕大多數(shù)為佛經(jīng)。列寧格勒收藏品的情況也是這樣。1919年，在敦煌仍遺棄有大量的藏文寫本，后來被運往蘭州，我們不知道其今天的下落(可能保存在北京)[1]。臺灣臺北國立圖書館也保存有幾卷寫本[2]。另外一些同一時代的藏文寫本，分別發(fā)掘于米蘭(Mirān)、且末和馬札爾塔克(MazārTāgn)山，原來存放在柏林，后來由A·H·弗蘭格發(fā)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巴黎和倫敦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寫本不僅數(shù)量最大，而且內(nèi)容也最為重要。這批珍貴的文獻之所以今天能重見天日，與廣大讀者見面，那完全應歸功于瑪賽爾·拉露小姐(1890—1967年)和路易·德·拉·瓦累·普散(1869—1938年)的辛勤勞動。他們是迄今所發(fā)表的兩部藏文寫本目錄的作者。我們也不要忘記F·W·托瑪斯，他考證了大部分非佛教文獻的寫本，并且進行了翻譯和發(fā)表。為了對這批殘卷進行清理、解讀、考證以及對同一卷寫本的殘片進行裱糊，這不僅需要做大量耐心的工作，而且還需要淵博的學識。

長期以來，只有那些能接觸到巴黎和倫敦所藏敦煌藏文寫本的學者們，才能得以對此進行長期和詳細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獻都是由J·巴科、F·W·托瑪斯和M·拉露等人翻譯和發(fā)表的。但不少譯文都未附原寫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專程去親自查閱之外，世人無法核實其解讀是否正確。稍后不久，其他一些學者們又幸運地得到了某些已發(fā)表文獻的影印件。這樣，他們不僅可以考訂，而且還可以糾正前人的解讀。所有這些工作都大大地增長了我們的知識[3]。事實上，對文獻原文的研究是必不可缺的。這首先是由于藏文古文字學(這一學科至今尚不存在)所必須的。將來有朝一日，大家可能會由此而推論出各卷寫本的時代、所屬派別、地方特點和抄經(jīng)師的姓名。在語言學方面，大家不要滿足于已發(fā)表的轉(zhuǎn)寫文獻。這些文獻沒有區(qū)別清楚古藏語中的某些特點(如字母“i”筆畫方向的顛倒；聯(lián)結(jié)詞“l(fā)ha”或“wa-zur”)，語言學家們所面臨的任務也是這樣，因為現(xiàn)代字母的形式和某些書寫習慣，都與古典文字有所差異。這一領域中的某些開拓者們往往為此而誤入歧途(例如，由于缺少尾音字母“a”，因而就導致把“mnya”讀作“many”，把“dga”讀作“dag”)。如果希望這項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進展，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遠或反復使用而使寫本遭到可能的損壞[4]，那么當務之急就是出版和發(fā)行這批資料。當時M·拉露尚能解讀的某些段落，今天已不再清晰易懂了，所以，巴黎國立圖書館的保管者杜乃昂[5]夫人決定影印發(fā)表其中最有價值的文獻。這一決定受到了普遍歡迎，大家對此感到高興、滿意和感激。當然，這部書不可能包括所有那些引人入勝的寫本。某些寫本目前的處境很不妙，有些字體寫得很拙劣(或用紅墨水寫)，對此進行影印復制是不可能的。

A·麥克唐納夫人，A—M·布隆多夫人和筆者個人對這些文書進行了選擇。我們的目的首先是為了使這些寫本容易被人所接受，以便發(fā)現(xiàn)和澄清西藏文明中的那些不為人所知或很少為人所知的方面。所以，我們優(yōu)先選擇了非佛教文書，同時也選擇了某些對佛教具有特殊意義的文書。由于篇幅有限，我們只好將其中那些已經(jīng)發(fā)表過影印件的文書刪去(例如，有關官職問題的第1089號寫本和有關皇家殯葬儀軌的第1042號寫本)。在下文的目錄中，我們將根據(jù)內(nèi)容而對寫本進行了分門別類。我們在本目錄中并不抱完整無缺的奢望，更不想面面俱到。這只是一部粗略的目錄，我們僅僅希望它能起到初步的導讀作用。

某些敦煌文書又提出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問題，有時數(shù)幅卷子粘貼成長長的一卷。然而，正如幾位學者們所分別指出的那樣，原來的某些粘貼法是錯誤的，粘貼者顛倒了原來的正確順序(尤其是在時間問題上更為如此)；當時在修復和編目時也出現(xiàn)了錯誤。在另外的情況下，還有一些未編號的散頁，完全無法區(qū)別出其正面與反面來。拉露小姐曾以某種順序進行了排列，但并非完全恰如其分。麥克唐納夫人和今枝由郎先生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工作，以對此進行考證和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正確地銜接各葉。但他們也并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要想妥善地解決這一問題，那還必須有更多的時間，這就會影響撰寫條目并及早出版。在有疑義的地方，需要賦予具體解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洞察力。因此，對內(nèi)容和罕見的字編寫索引，可能會非常有用。但為了使工作進展得稍快一些，我們寧可放棄這種要求十全十美的打算。

本著之所以得以問世，那是由于麥克唐納夫人和今枝由郎先生的艱巨勞動，耐心工作和學識出眾。無論是誰，只要他們接觸過這些寫本，那就會知道籌備出版此書該需要多少細致的工作啊!

法蘭西學院教授石泰安

導言

巴黎國立圖書館敦煌藏文寫本概況

敦煌郡是甘肅省最遠的一個城堡，位于戈壁沙漠的邊緣，創(chuàng)設于20多個世紀之前。絲綢之路就在離那里不遠的地方，分成了各自向北和向西北延伸的兩條支線。從公元1世紀開始，由于敦煌所處的特殊位置，這塊綠洲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戰(zhàn)略基地，不僅在中國與西方各國，而且也在中國與其毗鄰諸邦在思想、文化、藝術(shù)和貿(mào)易交流方面起了關鍵作用。

到了6世紀中葉，一條新開辟的道路向南通向了羌人地區(qū)。從此，又發(fā)展了新的互相往來。據(jù)漢文史料記載，從公元634年起，吐蕃才開始同唐帝國建立直接關系。當時的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向唐太宗皇帝首次遣使。數(shù)年之后，即641年，經(jīng)過各種挫折、突變和長達7年的戰(zhàn)亂之后，吐蕃贊普才與唐朝文成公主婚配(他當時已經(jīng)娶了3位吐蕃公主和一位尼婆羅公主)。正是由于尼婆羅和唐朝兩公主的媒介作用，印度思想和漢地文化才涌進了吐蕃。

當墀松德贊即位吐蕃贊普位時，該地區(qū)是一片安居樂業(yè)和繁榮昌盛的景象。這位國主在決策和知人善任方面，都具有卓越和非凡的才能，對吐蕃王朝歷史的發(fā)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多次在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中開拓了吐蕃的疆域。公元763年，在一次閃電般的征戰(zhàn)中，吐蕃部隊甚至還成功地奪取了唐朝的京師長安。盡管這是一次短暫的勝利，但吐蕃人從此便不斷地向甘肅以內(nèi)的地區(qū)進行征戰(zhàn)，即今之陜西省和云南省。盡管唐德宗皇帝曾多次試圖與吐蕃和解，但吐蕃人在786年神奇般成功地伏擊并重創(chuàng)了一個唐朝使節(jié)，形勢突然間變得有利于吐蕃人了。這場災難的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吐蕃人侵占了敦煌地區(qū)，一直到848年之前，這一地區(qū)始終處于吐蕃贊普的管轄之下。

敦煌是一塊宗教圣地，其中占優(yōu)勢的是佛教，從公元5世紀起，人們就在離敦煌不遠的山麓開鑿石窟，洞里裝飾有繪畫和其他點綴品，所耗巨資是由佛教界的虔誠信徒及那些慷慨解囊的施主們所提供。在以后的數(shù)世紀中，規(guī)模宏大而又范圍廣泛的佛教運動波及社會各階層的成員，這就使得和尚與尼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生活在寺庵之中，那里往往堆砌有許多寶典，尤其是大批寫本。敦煌的盛景一直延續(xù)到1035年黨項人到達之前。黨項人后來在甘肅西部建立了西夏王國。當黨項侵略者長驅(qū)直入的時候，敦煌寺院中的檔案——存放在那里的成捆成扎的寫本文獻，都被搬運并封存在于山麓穿鑿的石窟中。

此后，在9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中，被封存起來的藏經(jīng)洞一直處于保密狀態(tài)，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被人所遺忘。實際上，只是到了19世紀末葉，在對一座寺院進行發(fā)掘的過程中，在考察一幅壁畫的彎彎曲曲的裂縫時，才發(fā)現(xiàn)了一堵隔墻，并在里面的石室中發(fā)現(xiàn)了堆積如山的寫本。

人們立即就把其中的一些繪畫呈送地方當局。有關這一最新發(fā)現(xiàn)的消息逐漸傳播開了。西方聞風立即組織了許多考察團，歐洲的一些考古學家們也風塵仆仆地趕到了敦煌石窟，其中就包括英國學者斯坦因。斯坦因考察所取得的“成就”又把其他一批學者吸引到了這里，尤其是吸引了法國一位年輕的和才華橫溢的漢學家伯希和。他當時是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成員。他在俄國突厥斯坦稍事停留之后，又先后到達了喀什噶爾(古疏勒)、圖木疏克(Toumchouq)、庫車(古龜茲)、烏魯木齊和吐魯番，最后于1908年2月初抵達敦煌。當他進入石窟藏經(jīng)洞之后，他發(fā)現(xiàn)了從9世紀以來一直存放在那里的成捆成扎的寫本。這位遠見卓識的學者從中挑選了數(shù)千卷特別有價值的文書，計有：歷史、地理、宗教、語言、文學、醫(yī)藥和天文學方面的文獻，以及檔案文書、繪畫、白畫和草圖等。這些文書分別用漢文、藏文、于闐文、粟特文或回鶻文撰寫。伯希和將其所獲之寶運往巴黎，并存入了巴黎國立圖書館。西藏學家巴科(1877—1965年)首次為這批藏文寫本編了目，隨后，拉露小姐(1890—1967年)又進行了詳細編目。這后一部目錄共包括3卷，分別于1939年、1950年和1960年發(fā)表，共囊括了2216卷寫本，并對各卷寫本都作了簡介說明，其中也涉及文獻考證(對一些殘卷也作了卷首或卷尾說明)，而且對各文獻所使用的材料也作了簡單說明。

藏文寫本幾乎全部都是紙卷，有時是卷起來的(由各單頁首尾銜接粘貼而成，各單頁的長度不一，有時也用一根木棍作滾軸而卷了起來)，有時是折疊起來的(各頁幅長中等，長短不一，所用紙張一般較厚，這樣就可以從折線翻開)，有時也成為一札(即把長方形的各單頁串訂起來，經(jīng)常是在中間穿一個或兩個洞，并把洞眼周圍涂成黑、黃或紅色，用繩索從中把各頁訂起來)，還有的被訂成了小冊子(各單頁分別依照東方和西北的技術(shù)而裝訂起來，經(jīng)常又是用封面加以保護，其封面敷有普通的絲綢或其他織物，這些織物中具有線條性的裝飾)。紙張質(zhì)量也好壞不一：8世紀之前的那些文書一般都是中國紙書寫的，紙張質(zhì)地優(yōu)良，用麻布漿制造而成；較晚期的寫本所用紙張很厚，質(zhì)地低劣。從8世紀末開始，這類文獻又是書于橫格紙上的(其橫格是由印刷或折疊而成)，所使用的筆是木尖筆，這是吐蕃王朝時代所最常用的辦法。

在伯希和敦煌寫本中，僅藏文寫本一項就包括2500卷之多，其中有254卷是用雙語或3種語言寫成。在254卷中，又有252卷中包含有一些長短不等的漢文片斷，有5卷中包含有于闐文文獻，另5卷又包括有回鶻文文獻。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涉及究竟應該把這254卷寫本歸入哪一類敦煌卷子時，書目學家們都面臨著一系列的棘手問題。其中有一些文書具有雙重編號，另外一些被武斷地編入了漢文寫本類中；下面所列統(tǒng)計表，可能會使研究者們在參閱這批寫本時，避免出現(xiàn)一些紕漏。

1.在拉露小姐所編的目錄中，有一些卷子中包括有漢文文獻、片斷或注釋的藏文寫本，其中某些具有雙重編號。(略)

2.在M·拉露小姐所編的目錄中，還有一些包括有藏文文獻、片斷和注釋的漢文文獻：

希伯和漢文敦煌寫本：Pt.2080號正面，2093號背面1，2094號正面3，2426號背面，2732號正面和背面1，2853號背面A2和B，2878號，2890號背面1、3和5，2969號，2986號正面，3194號背面3，3243號背面，3288號背面2(舊編號為3555號A)，3305號第7篇文書，3369號第8篇文書，3643號背面，3666號背面2，3705號第6件文書，3746號背面，3770號背面A5，3955號，3992號正面3號，3999號，4071號3，4518號(27)，4988號正面，5573號，5585號背面(需要指出，在陸續(xù)對敦煌漢文寫本編目時，除此之外，還會增加另外一些文獻或片斷，本目錄并非是完整齊全的)。

3.包括有藏文、漢文與于闐文三種語言的文獻、片斷或內(nèi)容的寫本：

伯希和藏文寫本Pt.85號，即漢文寫本P.3861號；

伯希和藏文寫本Pt.243號，即漢文寫本P.2855號；

伯希和漢文寫本Pt.4518號(27)。

4.包括有藏文、漢文和回鶻文文獻、片斷或內(nèi)容的兩種或三種語言的寫本：

伯希和藏文寫本Pt.127號，即漢文寫本P.5541號，也就是回鶻文寫本第15號；

伯希和藏文寫本Pt.1129號，也就是漢文寫本第3073號：

伯希和藏文寫本Pt.1292號，即漢文寫本P.5542號(回鶻文轉(zhuǎn)寫)；藏文寫本第1689號和1859號。

另外，伯希和藏文文書中有55卷寫本包含有繪畫、圖片和草圖，其編號如下：(略)

敦煌寫本受到了全世界學者們的研究，但至今僅僅揭示出了其豐富內(nèi)容的一部分。國立圖書館藏文寫本的內(nèi)容，除了大部分佛教文書之外，還有許多檔案文書、考試、法律、醫(yī)學和星相術(shù)文獻，還有價值不可估量的歷史文獻。對這批文獻進行系統(tǒng)的分析最終可以使人們透徹地了解西藏傳奇性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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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圖書館寫本部東方科首席保管員

隋麗玟(M.—R.Seguy)

[1]這是藤枝晃先生所提出的看法,見《敦煌寫本綜述》,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刊物(即《東方學報》),第9卷,1960年版。

[2]見潘重規(guī)：《“臺灣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載香港《新亞學報》,第8卷,第2期；吳其昱：《“臺北中央圖書館”所藏的4卷敦煌藏文佛經(jīng)寫本》,載《拉露紀念文集》：《西藏學研究》,1970年巴黎版。

[3]我所指的是以下諸先生的作品：J·巴科,J·巴爾比爾,F·比肖夫,A-M·布隆多,張琨,J·W·戴瓊,戴密微,R·E·埃默瑞克,A·H·傅歐伯,J·阿金,M·拉露,B·勞佛爾,李方桂,A·麥克唐納,L·畢達克,H·E·黎吉生,A·羅納—塔斯,W·西蒙,R·A·石泰安,F·W·托瑪斯,C·H·圖森,上山大峻,G·烏瑞,山口瑞鳳。

[4]藤枝晃批評國立圖書館利用薄紗來裱糊敦煌寫本的做法。因為經(jīng)過這樣處理之后,就無法研究寫本所利用的紙張問題了。然而,也有報道說,倫敦的圖書保管員們也抱怨說,那些經(jīng)常有人參閱的寫本被嚴重磨損。固然,寫本所使用的紙張問題值得研究,但這樣進行裱糊也是為保存寫本而完全必需的。

[5]此人不幸過早地去世了(1972年),從而使其壯志未酬。隋麗玟小姐又繼她之未竟之業(yè),我們謹在這里對她表示感謝。

（譯自巴黎1978年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獻輯》第1輯）

知識來源：鄭炳林主編：《法國藏學精粹》卷四，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