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良、楊銘：民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探索實踐與當代借鑒——以重慶漢藏教理院為中心

【作者簡介】李仲良，西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副教授；楊銘，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教授。

【摘要】重慶漢藏教理院的興辦是我國近代史上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該院以“融通漢藏佛教、聯(lián)絡漢藏感情”為辦學宗旨，培養(yǎng)漢藏雙語佛學人才，聘請藏傳佛教僧人到院任職任教，開創(chuàng)藏傳佛教僧人駐錫內(nèi)地佛學院之先河，推動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傳播新趨勢。又保送師生游學西藏、西康，造就一批擅長佛學研究、經(jīng)典翻譯、古籍整理的漢藏雙語佛學人才，依托往來西藏和內(nèi)地的漢藏僧人傳遞信息、溝通情感，客觀上改善了藏傳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認知。漢藏教理院引導漢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互動，將藏傳佛教教理納入近代佛學教育體系，搭建藏傳佛教僧人參與內(nèi)地佛學教育、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平臺，使?jié)h藏佛教文化交融互補呈現(xiàn)新的格局。漢藏教理院形成了用佛教文化溝通漢藏民族關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借鑒。

【關鍵詞】重慶漢藏教理院；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28年，我國著名佛學大師太虛法師周游法英德美等國，向西方世界介紹佛教并發(fā)起設立世界佛學苑的倡議。太虛法師回國后，隨即設立世界佛學苑籌備處，計劃以北平佛學院為中英文系，以閩南佛學院為華日文系，在四川省設立漢藏佛學系，即漢藏教理院。1930年秋太虛法師至重慶，適逢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通令川東各縣佛教會派僧侶入藏學法，以化除漢藏隔閡，溝通漢藏文化。太虛法師認為，“與其派往游學，不如就川省設院，聘請漢藏講師，召漢藏青年研究習之”，遂與重慶市市長潘文華、佛學社社董王曉西等共同申請在重慶創(chuàng)立一所漢藏佛學院。1931年5月，漢藏教理院籌備處正式成立。到1932年夏，漢藏教理院在北培縉云山的院舍建設基本完畢，共招考學僧60名，于當年8月20日正式開學。自1932年正式開學到1951年停辦，漢藏教理院經(jīng)歷約20個春秋，招生普通科7屆、專修科3屆，為中國佛學界培養(yǎng)了數(shù)百名專門人才。

漢藏教理院以“融通漢藏佛教、聯(lián)絡漢藏感情”為辦學宗旨，培養(yǎng)漢藏雙語佛學人才，翻譯刊印漢藏佛教典籍，融通漢藏佛教教理，研究西藏社會發(fā)展問題，為促進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貢獻卓著，不失為民國時期文化交往交流之典范。目前雖有相關研究漸次問世，但仍有必要利用國民檔案、佛教雜志和當事者回憶傳記，對漢藏教理院與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動進行研究，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提供典型個案。

一、藏族人士來渝講學和支持漢藏教理院發(fā)展

漢藏教理院邀請藏傳佛教僧人和藏族名人到院任教、任職和講學，是其溝通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據(jù)資料記載，約有上百位藏傳佛教僧人到該院駐錫或講座，可見，漢藏教理院一度成為藏傳佛教僧人在內(nèi)地重要的參訪之所，以下分三種類型進行論述。

第一類是受聘在漢藏教理院任教任職的藏族人士，共計有5人受聘擔任“藏文”“藏文佛學”課程的教員，按受聘時間順序，依次為羅桑發(fā)巴、土登降鑿、悅西格西、東本格西、德慶卓瑪，這些教師受聘漢藏教理院，應是近代藏傳佛教僧人駐錫內(nèi)地佛學院之始。由于他們諳熟藏語文和藏傳佛學教學之道，傳授有方，極大地充實該院漢藏雙語師資隊伍，為學生系統(tǒng)研習漢藏佛學提供了教學保障。

羅桑發(fā)巴，康定南無寺僧人，漢藏教理院籌建初期由董事會從康定聘請到院，1932年4月—8月任藏文課程教員，后因事辭職離院。

土登降鑿（1890—？），法號能仁教海，西藏拉薩人，曾任拉薩等借寺監(jiān)院，1932年8月—1934年8月任藏文課程教員。土登降鑿到院后編寫了《藏文字母拼音》一書，成為該院藏文課程的首部教材。他的才學修持深得師生認可，“教授藏文，頗能勝任，而其行持，亦殊精進，堪稱良師，全院員生對之極端恭敬”。任教期間，土登降鑿還協(xié)助遍能法師處理該院各類事件，維持教學活動正常進行，在教學和管理兩個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悅西格西，法號悅西郡藍，巴安人（今四川巴塘縣），在哲蚌寺學法20余年，獲拉然巴格西學位。1937年8月—1946年任藏文課程教員，是在院任教最久的藏傳佛教僧人。悅西格西還利用寒暑假期在重慶、成都等地講經(jīng)說法，在蓉渝等地頗有名氣，同時為教理院籌措了辦學經(jīng)費。

東本格西（1884—1946），法名昂旺遵珠，青海玉樹人，當?shù)亟q布族千戶東本倉之長子。東本20歲入哲蚌寺學法，40歲以第一名的成績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在西藏有“宗喀巴第二者”和“黃教大德、宿學耆彥、博通教義”之美譽，曾任拉薩密宗學院法師，并出任達賴喇嘛經(jīng)師。1941年9月東本格西婉辭西藏三大寺和弟子挽留，毅然到內(nèi)地傳法，頗章喀大師親往送行祝福。1943年5月初，東本格西到內(nèi)地后，受到國民政府高層禮遇優(yōu)待，被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1943年5月—1946年8月，東本格西受聘漢藏教理院譯場譯主，主持翻譯《大毗婆沙論》《大智度論》《六足論》等一批漢藏佛學經(jīng)典。東本格西是在該院名氣最高的藏傳佛教僧人，后圓寂于灌縣（今四川都江堰市）。

德慶卓瑪，女性，非僧侶，西藏拉薩人。德慶卓瑪卒業(yè)于西藏學校，善西藏歌舞，1950年前后受聘為藏文課程教員。

第二類是到漢藏教理院講學參訪的藏族宗教、政治名人，較為知名的有阿旺南結堪布、喜饒嘉措格西、格桑澤仁、根?；罘鸷拓暩粱罘?，他們依其淵博知識和莊重修持，帶給師生學習漢藏佛學的重要啟示，同時贊助該院編譯漢藏佛學經(jīng)典和中小學教材，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書寫了濃重的一筆。

阿旺南結堪布（1899—1969），8歲入色拉寺學習并獲拉然巴格西學位，曾任金川廣法寺堪布。阿旺南結于1934年年底至1935年夏在漢藏教理院為學生傳授《上師瑜伽法》，頗得師生贊譽。后因阿旺南結結伴法尊前往西藏迎請安東格西，學期終了，未再留院任教。

喜饒嘉措格西（1883—1968），著名的宗教界愛國人士，青海循化縣人。1904年到哲蚌寺修學，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其后主持校勘《布頓全集》和重刻大藏經(jīng)《甘珠爾》的工作。1938年8月，受聘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喜饒嘉措到縉云山短憩，發(fā)表《從溝通漢藏文化說到融合漢藏民族》演講，肯定漢藏教理院的辦學意義，勉勵師生注重研習佛教典籍，提出學習密宗需要循序漸進、要正心、講究次第等基本方法，并為師生開展西藏佛教各宗宗義講座。1944年年底，喜饒嘉措還在重慶長安寺會晤太虛法師，繼續(xù)關心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事宜。

格桑澤仁（1905—1946），又名王天化，巴安人，近代藏族名人。1938年8月，格桑澤仁到漢藏教理院參訪，勉勵師生從溝通漢藏文化著手，聯(lián)絡漢藏民族感情。1945年，格桑澤仁等人捐助該院組建譯場，勘譯、出版漢藏佛教典籍，助力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事業(yè)。此外，格桑澤仁經(jīng)營的“康定康藏貿(mào)易公司”為該院游藏學法師生代匯、轉(zhuǎn)存和保管經(jīng)費，提供了諸多經(jīng)濟便利。

根桑活佛，名根桑澤臣，生卒年不詳，今四川甘孜州人。根?；罘饘儆诓貍鞣鸾趟_迦派，他長期在湘、蓉、渝等地講經(jīng)傳法。于1935—1936年間到漢藏教理院為學生傳授《大圓勝慧》（大圓滿）等密法，與師生結下了深厚情誼，曾為碧松取藏文法名“洛桑珍珠”。1938年1月，根?；罘鹋c太虛法師晤談西康僧伽教育狀況之后，借鑒內(nèi)地舉辦佛學院經(jīng)驗，在康定籌建了“西康五明學院”，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再添新成果。

貢噶活佛（1893—1957），或稱貢嘎活佛，名轄竹曲結桑給，康定人，噶舉派僧人，第五世貢噶活佛。貢噶活佛“在全藏族的大學者中可列入前十名，在金沙江東岸為第一”，受邀長期在內(nèi)地傳播藏傳佛教文化。1949年8—9月，貢噶活佛在縉云山石華寺（漢藏教理院譯場）傳授“無上大手印”，梁漱溟、羅庸等人隨其閉關修習。

第三類是熱心漢藏教理院事業(yè)的藏傳佛教高僧，如多杰覺拔格西、安東格西、諾那呼圖克圖等。他們雖未曾親臨教理院工作，但以其他渠道為該院全面發(fā)展提供多方支持，于無形之中支持了漢藏教理院的發(fā)展，是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不能忽視的重要一環(huán)。

多杰覺拔格西（1874—1937），四川康定人，于哲蚌寺修學12年獲得格西學位。多杰覺拔于1908年年初隨侍十三世達賴喇嘛到北京覲見光緒皇帝，其后長期居留內(nèi)地，熱心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事業(yè)。漢藏教理院籌建初期，多杰覺拔推薦羅桑發(fā)巴、土登降鑿等人到院任教，緩解該院緊缺藏語文師資之急。1935年，回到拉薩后的多杰覺拔推動哲蚌寺甲絨康村免除內(nèi)地僧人入寺學法應承擔的公差勞役，此舉為漢藏教理院師生游學西藏大開方便之門，極大促進了漢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

安東格西（？—1936），名絳熱，青海果洛人。安東格西是法尊法師游學西藏的依止師，1930年法尊法師便計劃迎請安東格西前來內(nèi)地，這也成為太虛法師在川東籌設漢藏教理院的重要因素之一。再者，安東格西傳授法尊法師藏傳佛教教理、密法，為法尊法師執(zhí)教佛學院和融通佛教教理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安東格西與法尊法師之間的師徒典范，深受西藏佛教界關注認可，甘丹赤巴亦曾鼓勵法尊法師迎請安東格西到內(nèi)地，“把宗喀巴大師的顯密教法建立起來”，也反映出西藏社會對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呼聲。雖然安東格西最終未能到院任教，但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諾那呼圖克圖（1865—1936），名格熱·索朗列旦，西藏類烏齊人，曾任類烏齊寺管家，兼修噶舉、寧瑪?shù)扰煞鸱ā?924年諾那呼圖克圖受民國政府冊封“呼圖克圖”，其后積極開展講經(jīng)說法、修建法會和宣慰民族地區(qū)等活動。諾那呼圖克圖主張以佛教文化融洽民族關系的觀點與太虛法師相同，因而支持太虛法師的佛教改革和教育事業(yè)，并向內(nèi)地佛學界推介貢噶活佛等高僧。

綜上所述，重慶漢藏教理院引導藏傳佛教僧人參與內(nèi)地佛學教育、研究和社會服務，不斷掀起民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新高潮。重慶因此成為繼拉薩、北京之后，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又一歷史中心，而漢藏教理院正是通往這個中心的橋梁。

二、漢藏教理院師生西行赴康藏學法

在藏族人士東來講學、參訪和大力幫助漢藏教理院發(fā)展的同時，該院先后派遣十多名師生到西藏、西康的寺院學習。該院師生游藏學法取得成就的同時，擴大了漢藏僧人的交往互動，對改善西藏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認知等方面產(chǎn)生積極作用。

（一）漢藏教理院派遣師生赴康藏求學

根據(jù)檔案資料，目前已知前往西藏寺院學習的師生為釋隆果、釋滿度、釋碧松、釋滿月、釋寂禪、釋永燈、釋善化7人，他們根據(jù)《漢藏互派僧侶游學辦法》，均獲得蒙藏委員會為期5年的赴藏學法經(jīng)費資助。

第一批游藏學法的是教員釋滿度、職員釋隆果。

釋滿度（1904—？），俗名黃葉，四川南溪人，于樂山烏尤寺出家，畢業(yè)于閩南佛學院，曾任漢藏教理院佛學教員和事務主任。釋隆果（1906—？），俗名鄧首義，四川仁壽人，畢業(yè)于成都佛學院，曾任漢藏教理院會計。1937年5月，滿度、隆果參加中國佛教會舉辦的選拔考試，以優(yōu)異成績獲得蒙藏委員會的保送資格。是年夏天，滿度從上海乘郵輪經(jīng)印度加爾各答等地前往西藏，隆果則由陸路經(jīng)緬甸仰光、加爾各答等地前往西藏。年底，2人順利抵達拉薩并加入哲蚌寺羅賽林扎倉甲絨康村，依止蓮花幢為經(jīng)師開始學習藏語文。

其后，滿度依止康薩仁波切學習《現(xiàn)證莊嚴論》和《大般若經(jīng)》。滿度認為以《現(xiàn)證莊嚴論》為指導，學習《大般若經(jīng)》，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可以解決內(nèi)地佛學者研習般若經(jīng)不得其門的問題。1943年，5年公費學習期結束，滿度轉(zhuǎn)為“自費學法僧”，繼續(xù)學習《中觀》《俱舍》《律儀》等必修論部，兼顧考察藏傳佛教制度，并撰《宗喀巴應化史略》一文，介紹宗喀巴大師佛學成就和改革創(chuàng)立格魯派的經(jīng)驗。1946年9月，滿度回到內(nèi)地。

隆果則依止甘丹赤巴學《中觀》，依止夏巴曲杰、康薩仁波切學《現(xiàn)觀莊嚴論》《大般若經(jīng)》。1946年經(jīng)西康回到成都，在近慈寺從事譯經(jīng)、講經(jīng)工作，譯有《因明》《現(xiàn)觀莊嚴論鬘論》等論著，其中《現(xiàn)觀莊嚴論鬘論》多次刊印出版，在佛學界廣為流傳使用。

第二批游藏學法的是學生釋碧松。釋碧松（1916—2014），俗名邢肅芝，又名“洛桑珍珠”，江蘇高郵人，漢藏教理院專修科第一屆學生。1938年6月13日，碧松由武漢出發(fā)，由川康路線入藏，行經(jīng)德格休整10個月后再次出發(fā)，于次年8月18日到達拉薩。碧松加入哲蚌寺果芒扎倉安東康村，拜阿旺江城喇嘛為世間師開始學習。

碧松的學習從3個方面展開，一是照章學習經(jīng)論，分別依止喜瓦拉、賴登喇嘛、袞曲丹增格西，學習《因明學》《俱舍論》《現(xiàn)觀莊嚴論》等。二是接受傳法灌頂，先后得到頗章喀大師“時輪金剛大法”、康薩仁波切“上樂金剛”和“密集金剛”、拉尊活佛等多種密法灌頂。三是考察藏傳佛教僧伽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儀軌，并對口傳心授、辯經(jīng)等漢藏佛教教育方式的異同進行比較研究。1945年，碧松結束學習回到重慶，果芒札倉為他開具“學績證明信”，其中“噶奪上下二級，度拉廣義二級，七十義一級，論上下二級，一品一級，般若一級，中觀一級”，佐證碧松的學業(yè)取得了相應的品級。1946年碧松受聘國民政府教育部，再次前往西藏興辦基礎教育。1949年后，碧松到香港、北美等地傳播佛教文化。

第三批游藏學法的是學生釋滿月、釋寂禪。釋滿月（1920—？），俗名蕭文奎，四川峨眉人，于樂山烏尤寺出家，漢藏教理院第二屆普通科、第二屆專修科畢業(yè)，曾擔任漢藏教理院藏文課程助教。釋寂禪（1924—？），俗名甘文峰，湖北當陽人，漢藏教理院第三屆普通科畢業(yè)生。

1943年3月，寂禪、滿月與甘丹寺羅桑吉村格西結伴西行，1943年農(nóng)歷四月初七到達康定，農(nóng)歷十月到達理化（今四川理塘縣）。此后，二人分道而行，寂禪經(jīng)德格、玉樹囊謙前往拉薩，滿月取道新龍渡金沙江，由昌都經(jīng)嘉黎、墨竹工卡前往拉薩。1944年10月，在歷經(jīng)一年半的時間以后，寂禪、滿月先后抵達拉薩，創(chuàng)了當時入藏之旅耗時最久的紀錄。

之后，滿月進入哲蚌寺羅賽林扎倉甲絨康村，依止將巴省柏格西為師學習攝類學辯論。但由于滿月對“口傳心授，不立文字”的方式極不適應，因而提出漢藏佛教因為歷史、地理環(huán)境、民族文化的差異，應走出不同的傳法路徑。

寂禪則加入色拉寺墨巴扎倉甲絨康村，依止墨巴活佛為經(jīng)師學習。得力于在漢藏教理院打下的藏文和佛學基礎，寂禪僅用時3個月便學完《因明法則》，繼而學習《現(xiàn)觀莊嚴論》，竟能窺查經(jīng)論之旨意。1946年4月，寂禪以“生活困迫暨專修西藏語文”為由退出寺院生活，受聘于拉薩小學等機構工作和學習。1949年回到重慶，到漢藏教理院任藏文課程教員。

第四批游藏學法的是學生釋永燈、釋善化2人，均為漢藏教理院普通科第三屆畢業(yè)生。釋永燈（1923—1994），俗名楊萬材、楊化群，四川峨眉人；釋善化（1921—？），俗名鐘永章，又稱鐘善華，四川成都人。永燈和善化于1944年2月20日出發(fā)，由重慶經(jīng)成都到巴塘后，結伴康寧寺3位喇嘛同行，經(jīng)竹巴龍關口、芒康、工布江達，于當年藏歷八月上旬抵達拉薩。

之后，永燈進入色拉寺墨巴扎倉甲絨康村，依止甲絨廈巴活佛學習，同時，師從西藏著名學者擦珠·阿旺洛?；罘饘W習藏語文，僅1年便可進行藏文寫作與翻譯，為學習藏文經(jīng)論奠定了文字基礎。另一方面，他還加入考格西學位的“初級因明班”，不久便通過考試升入高級班。3年后，永燈學完《現(xiàn)觀莊嚴論》，通過了扎倉“放帕卿”（辯論般若經(jīng)）考試。1949年，永燈參加饒朵寺“因明大辯論會”，在因明學研究方面已頗有成績。1954年永燈退出寺院生活，以楊化群之名從事藏漢翻譯和因明學研究工作，著有《藏傳因明學》等經(jīng)典著作為世人熟知。

善化同樣依止甲絨廈巴活佛為經(jīng)師，學習藏傳佛教經(jīng)典教義和修持方法等，其后還俗。1949年8月，善化到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學習，1952年回到北京，到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從事藏文古籍整理工作。

除了遠赴西藏修學外，漢藏教理院的學生還曾經(jīng)在西康理化縣漢僧院學習藏傳佛教。西康理化縣漢僧院由西康警備司令曾言樞、參議史建侯于1944年在理塘寺創(chuàng)建，主要目的是為內(nèi)地僧人赴西藏寺院學習提供中轉(zhuǎn)和短期培訓。1944年10月，漢藏教理院專修科第二屆畢業(yè)生釋隆法，普通科第四屆學生釋性覺、釋鎮(zhèn)慧、釋續(xù)明、釋永明、釋永遠等人先后抵達漢僧院。但因該院未能及時聘定教師，釋隆法等人只能遵從院章按律自習，直到1945年農(nóng)歷四月初八日，漢僧院請定格西擔任教師后方才正式開學。

之后，隆法等5人得到中國佛學會保送擬赴西藏學法，不知何故，他們并未繼續(xù)西行拉薩，但在漢僧院短期學習的經(jīng)歷，顯然對他們的佛學研究有所裨益。比如，釋性覺（1920—2004），俗名郭朋，河南唐河縣人，由于有“在理化研習康藏民俗與文化達一年時間”的經(jīng)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工作，著有《壇經(jīng)校釋》《印順佛學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佛教思想史》《太虛思想研究》等著作。釋續(xù)明（1919—1966），俗姓徐，法名元慧，河北宛平縣（今北京）人，他立志“漢藏互譯，充實漢藏佛教，聯(lián)絡民族的感情，利于國家邊防”，1949年后輾轉(zhuǎn)至臺灣，編輯問世的有《太虛大師全書》和《海潮音》雜志等。

（二）漢藏教理院師生西行求學的艱辛歷程

上文展示了漢藏教理院師生游藏學法的大致過程，以下再簡述游藏學法生活之困難和曲折，更知他們精進求法的艱辛和取得成就之不易。

第一，游藏學法僧人必須克服高原環(huán)境對學法生活的不利影響。

首先，入藏交通艱險困阻，由四川、西康入藏沿途人煙稀少，天氣極端多變，通常耗時1年之久。加之西藏地方政府限制人員入藏，對學法生活增添諸多不確定因素。其次，高原氣候和迥異的生活方式，不斷沖擊學法僧人身體健康。西藏、西康的高海拔氣候和稀薄空氣，嚴重影響內(nèi)地僧人身體健康。加之西藏社會發(fā)展緩慢導致物資匱乏，內(nèi)地僧人游藏需適應以糌粑、面疙瘩、茶為主的簡單飲食環(huán)境，長期營養(yǎng)不良導致患肝病等疾病。

第二，游藏學法僧人要適應跨文化的學習方式。

一方面，按制學習的經(jīng)典系統(tǒng)豐富，教義深廣，僧人需學習關于因明學的《釋量論》，解釋般若經(jīng)的《現(xiàn)觀莊嚴論》，研習中觀學的基礎《入中論》，關于佛教世界觀的《俱舍論》，以及《戒律論》五部大論，每部論典又由多部典籍構成，因此學習任務繁重復雜。一般情況下，僧人學完五部大論需11年之久，顯然，這是游藏僧人5年學習期內(nèi)無法完成的任務。另一方面，寺院經(jīng)師“口傳心授，不立文字”的教學方式，也讓內(nèi)地僧人頗難習慣。因此，他們需要打牢藏語言文字基礎，建立起藏傳佛教學習思維方式，以提高學法成效。此外，寺院康村要求僧人擔任職務、承擔差役等義務，也耽誤了僧人不少寶貴的學習時間。

第三，經(jīng)費短缺限制了僧人游藏學法應得之成就。

根據(jù)《漢藏互派僧侶游學辦法》，蒙藏委員會以5年為限資助內(nèi)地僧人游藏學法，每年生活費國幣80元，后增至150元（折合藏銀數(shù)826兩），這是游藏僧人主要經(jīng)濟來源。雖然補助經(jīng)費每年都有，但是與拉薩的物價相比有明顯差距，游藏僧人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現(xiàn)象常有發(fā)生。加之1946年以后蒙藏委員會的資助經(jīng)費時常斷檔，嚴重影響學法僧人的基本生活，為此有的學法僧人依靠西藏寺院經(jīng)師幫助，有的依靠內(nèi)地僧俗師友支持，有的則兼職勞務以換取薪資，才能勉強維持求法學業(yè)，因而不乏僧人中途退出寺院學習的例子。

三、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新局面與當代借鑒

上文所述漢藏教理院聘請藏傳佛教僧人到院執(zhí)教、任職和講學，保送師生西行學法等活動，增強了漢藏佛教界互動交流，促使民國時期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呈現(xiàn)新局面，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開創(chuàng)藏傳佛教僧人駐錫內(nèi)地佛學院之先河。

作為民國時期舉辦較早的佛學院，漢藏教理院先后聘請8位高品級的藏傳佛教僧人到院任教，并邀請上百名藏傳佛教僧人到院訪問參學，開創(chuàng)了藏傳佛教僧人駐錫內(nèi)地佛學院之先河。此舉搭建了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傳播的新平臺，形成該院研習漢藏雙語佛學的鮮明特色。

自此，藏傳佛教僧人成為漢藏教理院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各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一方面，藏傳佛教僧人承擔藏文和藏文佛學課程的教學任務，手把手教給學生有關藏文拼寫、語法、造句等文法知識，傳授藏傳佛教基本教理教義，還為學生研習藏傳佛教教理開蒙啟示、灌頂傳法；另一方面，東本格西、悅西格西等組織譯場，孜孜不倦地進行漢藏佛經(jīng)的互譯?？惫ぷ鳎g出版了一批藏漢佛教典籍和教材，為融通漢藏佛教教理提供多元文本參考。從更高層面上來看，在內(nèi)化于心的教育過程中，東本格西、喜饒嘉措格西、阿旺堪布等人以高尚的品德、嚴謹?shù)男扌胁俪?，給漢藏教理院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影響了一批內(nèi)地青年僧人，點燃他們研習藏文知識、前往西藏求學的熱情，賡續(xù)著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傳統(tǒng)。

第二，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傳播出現(xiàn)了新現(xiàn)象。

唐宋至清初，藏傳佛教僧人在內(nèi)地的傳法活動多集于宮廷，“其職分主要是為皇家祈禱”。清末民初，九世班禪大師、多杰覺拔格西等人雖然來到內(nèi)地，為民眾廣修法會、講經(jīng)傳法，引導藏傳佛教深入百姓社會生活，但仍然無法擺脫其為權貴傳法的傳統(tǒng)生存和傳播方式。換言之，當時的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屬于單向傳播模式，缺少與內(nèi)地佛教界合作交流的平臺。漢藏教理院搭建漢藏佛教文化交流平臺，創(chuàng)新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傳播方式和渠道，促進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傳播出現(xiàn)了新現(xiàn)象，具體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在漢藏教理院內(nèi)部。該院開設藏傳佛教教理課程，將其納入近代佛學教育體系，特別是在該院“八宗平等，不舍一宗”的辦學思想指導下，格魯、寧瑪、噶舉、薩迦等教派的教義典籍均在該院得到弘揚傳播。同樣，該院集漢藏僧人于一堂，對勘、互譯漢藏佛教典籍，內(nèi)地僧人得到融攝漢藏佛教教理的便利，印順法師研究中觀學、楊化群研究藏傳因明學等，都得益于漢藏教理院的啟發(fā)。而漢文《大毗婆沙論》《大智度論》《六足論》等在該院被譯為藏文，反映出藏傳佛教界也開始重視漢文佛教典籍，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有了相互參學的積極一面。第二個層面在廣闊的社會空間。法尊法師和悅西格西、東本格西常年在川渝寺院、佛學社講經(jīng)，系統(tǒng)闡釋《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論》等藏傳佛教經(jīng)典，藏傳佛教知識在更廣范圍內(nèi)傳播。受此影響，一些內(nèi)地僧人、居士開始理性客觀地研習藏傳佛學，而文化名人則得益于漢藏教理院之便深研藏傳佛教，如梁漱溟曾跟隨貢噶活佛修習，虞愚先生著《因明學》等。

第三，藏傳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產(chǎn)生新認知。

迄至清末，藏傳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認知仍停留于“吐蕃僧諍”的故事，類似于“不如此（藏傳佛教）則是外道”的判教方式，也制約了藏傳佛教界對其他宗教的認知。加之清末民初駐藏川軍與西藏寺院摩擦沖突等系列事件，導致西藏僧眾產(chǎn)生“內(nèi)地無佛教”等誤會，成為影響西藏佛教界與內(nèi)地交往的重要因素。漢藏教理院依托往來西藏和內(nèi)地的漢藏僧人，加強聯(lián)絡、傳遞信息、溝通情感，客觀上增進了藏傳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新認知。

一者，入藏學法的漢藏教理院僧人與西藏高僧大德建立師徒關系，密切了西藏與內(nèi)地佛教界的聯(lián)系。西藏高僧不但傳授佛學知識，悉心指導入藏僧人在寺院開展學習活動，并且資助其生活，解決他們在寺院生活中面臨的緊迫問題，維持學法過程平穩(wěn)進行。同樣，游藏僧人精進求法、吃苦耐勞，得到甘丹赤巴、帕章喀大師、康薩仁波切等大德贊譽，客觀上有助于改善西藏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印象。再者，悅西格西、喜饒嘉措等人把漢藏教理院和內(nèi)地佛學信息傳遞至西藏，讓西藏僧眾對內(nèi)地佛學有較為準確清晰的認知。東本格西通過與徒弟悅西的通信，產(chǎn)生“知漢地亦有佛教”的感慨，并在60歲高齡之際毅然到內(nèi)地駐錫傳法，在拉薩僧俗大眾中引起轟動?？傊?，由于漢藏教理院積極引導漢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對轉(zhuǎn)變西藏信眾“內(nèi)地無佛教”的認知，融通漢藏民族關系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四，奠定了中國現(xiàn)當代佛學教育的基礎。

學界將漢藏教理院譽為民國時期的“佛學教育中心”，顯然是肯定該院在我國近代佛學教育史的重要地位。太虛法師親自設計漢藏教理院普通科、專修科學制，制定教學方案，擬定課程體系，經(jīng)過20年的辦學實踐積累了成熟的佛學教育經(jīng)驗，奠定了中國現(xiàn)當代佛學教育和研究的基礎。

首先，漢藏教理院的辦學經(jīng)驗被后世所傳揚，成為我國現(xiàn)當代佛學教育的范式。比如，較早開辦的中國佛學院，繼承了漢藏教理院“八宗平等、不舍一宗”等教育思想，重視漢語、藏語和巴利語三大系佛教研究。法尊法師主持中國佛學院教務工作，課程體系以漢藏教理院的設置為主，強調(diào)中觀、瑜伽等內(nèi)容，承繼了近代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傳統(tǒng)。

其次，漢藏教理院師生參與開創(chuàng)中國現(xiàn)當代佛教教育工作，充實了我國佛學教育隊伍。法尊、觀空、正果、塵空、巨贊等法師，虞愚、葉均等一批漢藏教理院原教員、畢業(yè)生創(chuàng)辦并任教于中國佛學院，遍能、慧海、惟賢、竺霞等法師活躍在川、渝、黔、滇的佛學教育舞臺上，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佛學人才。

再者，漢藏教理院培養(yǎng)雙語佛學人才，不斷增強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研究的基礎。該院師生進行漢藏雙語佛教經(jīng)典的對勘互譯，形成一批傳頌后世的經(jīng)典版本，如法尊法師翻譯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大毗婆沙論》，葉均（了參）翻譯的巴利語系佛教經(jīng)典《清凈道論》等，均為后世學者研習佛學之重要書籍。

四、結語

通過對重慶漢藏教理院在民國時期于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中的表現(xiàn)的梳理，可知漢藏教理院賡續(xù)了我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傳統(tǒng)，應對時局情勢，繼而推動近代漢藏佛教文化呈現(xiàn)出雙向交流的新趨勢、新現(xiàn)象，其歷史作用和現(xiàn)實意義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是作為民國時期內(nèi)地首所研習藏語文和藏傳佛學的專門院校，漢藏教理院架起了連接漢藏文化的新橋梁，喜饒嘉措、貢噶活佛、東本格西、悅西格西等上百名藏傳佛教僧人和藏族名人到院任教講學，使該院一度成為藏傳佛教僧人到內(nèi)地的必訪之所，其緊密聯(lián)系漢藏佛教界關系的作用可見一斑。

二是漢藏教理院推動國民政府出臺內(nèi)地僧人游學西藏辦法，使官方資助內(nèi)地僧人游學西藏制度化、政策化，此舉為內(nèi)地僧人游藏學法提供了基本的物質(zhì)保障，很大程度解決了內(nèi)地僧人游藏學法的后顧之憂，造就了一批精通漢藏雙語和精研佛教教理的內(nèi)地僧人，為我國佛教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人才儲備，奠定了中國現(xiàn)當代佛學教育的基礎。

三是漢藏教理院集漢藏僧人于一堂，勘譯佛教典籍，融通佛教教理，使藏傳佛教各宗派的典籍和教義均在內(nèi)地有所傳播弘揚，為內(nèi)地佛學者理性、客觀的研習藏傳佛學提供學理基礎和學術支撐，同時也增進了藏傳佛教界對內(nèi)地佛學的新認知。

四是漢藏教理院引導漢藏佛教界關注西南邊疆危機和漢藏民族關系，共同承擔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tǒng)一的責任，體現(xiàn)了佛教與我國社會積極適應的一面，為推進佛教的中國化作出了貢獻。

總之，民國時期漢藏教理院謀求佛教復興發(fā)展，開展諸多促進漢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的工作，走出了一條以佛教文化溝通漢藏民族關系的道路，形成諸多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以中華文化為根本，以佛教文化為媒介，引導民族相互親近，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文化方面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