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樸初：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無法分割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國文化是世界人類三大文化中光輝燦爛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時期中，兩者的有機結合產(chǎn)生了極為豐富多彩的成果，其影響擴大到東亞其他國家，促進了各國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與繁榮。

一、佛教的傳入中國

佛教在古印度本土的流行約有一千八百年的歷史（自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十二世紀）。粗略劃分，可分三期：初六百年，為部派佛教形成時期；中六百年，為顯教大乘發(fā)展時期；后六百年，為秘密佛教流行時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眾兩部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為十余種部派。其中上座部，分為南、北二傳。南傳上座部，在阿育王時傳入斯里蘭卡，并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等地區(qū)；約公元七世紀后又自緬甸傳入中國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區(qū)，形成中國的巴利語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紀中傳入中國漢地，公元七世紀起又自漢地和古印度傳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紀起，古印度后期逐漸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傳入西藏。古印度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國形成漢語系和藏語系兩大系統(tǒng)的佛教。

二、中國佛教的特點

中國佛教具有下述特點：

（一）全面性

如上所述，在長達兩千年的歷史時期中，中國傳入了古印度佛教三個時期的全部內容，形成了三大語系的佛教。我們從阇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峽的傳記及譯經(jīng)史實得知，大乘顯密經(jīng)論的原本中國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經(jīng)論，古印度本土反而沒有全部流行，如《華嚴經(jīng)》《大集經(jīng)》《大智度論》等。

（二）豐富性

中國佛教的豐富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為典籍的浩瀚，二為宗派的繁多。

（1）在漢語系佛教中，現(xiàn)存譯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譯本還約有四千四百卷，其中聲聞乘三藏約一千四百卷，大乘經(jīng)論約三千卷，全部約合梵文二百五十萬頌。另有歷代漢文著述一萬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萬頌。全部合計約有一千萬頌。我國正在編輯的《中華大藏經(jīng)》（漢文部分）共收二萬三千余卷。藏文《甘珠爾》及《丹珠爾》兩部共收譯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約合梵文三百萬頌。藏文著述數(shù)量亦極龐大，目前我們正在進行編目工作。傣語系佛教除巴利語原典外，還有傣文譯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個語系的佛教典籍之豐富是極其驚人的。以漢語系為例，漢文化歷史悠久，文獻之多，古代無比。但公元1403—1407年成書的《永樂大典》，不過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與漢文佛教典籍約略相當。佛教在漢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見一斑。至于其他兩種語系的佛教典籍就幾乎等于各該民族文獻的全部了。

（2）大乘佛教在古印度只分“中觀”與“唯識”二“見”和“波羅密多”與“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學派或宗派。但傳入中國后，在漢地由于長期對教義進行鉆研和辨析，逐漸形成許多宗派。如地論師、攝論師、楞伽師、涅槃師，天臺宗、三論宗、律宗、法相宗、華嚴宗、密宗、凈土宗、禪宗、三階教等，禪宗后來又分七宗。西藏語系佛教也分為寧瑪派、迦當派、迦舉派、薩迦派、格魯派、希解派、覺宇派、覺曩派、郭札派、夏魯派等。傣族巴利語系佛教也分潤派、擺莊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國所形成的這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是中國佛教內容豐富多彩的具體表現(xiàn)。

（三）廣延性

中國漢藏兩語系的佛教雖與民族文化緊密結合而發(fā)展，但并未成為民族的宗教，反而廣泛流傳到其他民族和國家。如漢語系佛教即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語系佛教即傳入蒙、滿各族。近代，這兩語系的佛教又傳入歐、美兩洲各國。

三、佛教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藏語系佛教與本民族的文化融為一體，一方面在教義上保持印度原來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吸收了漢地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長，創(chuàng)造了極為光彩奪目的西藏佛教文化。

傣族巴利語系佛教基本上保持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傳統(tǒng)，在傣族各地區(qū)形成傣族文化的主體。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fā)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為廣遠。這一歷史經(jīng)驗很值得我們認真進行深入的研究。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三個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

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tǒng)文化高度發(fā)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鉆研講習，不遺余力。由于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jīng)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就達到很高的水平，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贊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鳩摩羅什譽為“東方圣人”，“恒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曇謨最，妙達《涅槃》《華嚴》，古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為東方菩薩”，又把他著的《大乘義章》譯為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圣人矣”。唐玄奘在古印度被尊稱為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眾所周知的事情。歷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后，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fā)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種宗派的繁興和二萬三千余卷大量譯籍及著述的出現(xiàn)。

（二）藝術化

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制造工藝、紡織、建筑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后，吸收了漢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筑等藝術和工藝的發(fā)展，使佛教面目煥然一新。公元301年前后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贊嘆說，“兜率天宮仿佛似此”。公元516年洛陽永寧寺建成后，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贊嘆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贊美說，“得其真相?！敝劣跉v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愷之、吳道子、楊惠之等為僧寺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札什倫布寺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布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為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這一發(fā)展方向，是用漢文化中高超的藝術手段和方式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為中國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歷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佛教不承認有創(chuàng)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類命運的天神。

（三）社會化

中國大乘佛教繼承和發(fā)展了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yè)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產(chǎn)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就是天文學家、醫(yī)師、史學家、文學家。到了禪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后的懷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因而使佛教與社會生活打成一片，在實際行動上實現(xiàn)了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發(fā)展為“人間佛教”。自公元九世紀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yī)施藥、賑災救難、救死扶傷，以至興辦社會福利事業(yè)、從事民族團結工作、進行整理文化遺產(chǎn)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的西藏寧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成唐、蕃立碑結盟（821一836），結束了百余年紛爭的局面，開辟了漢藏兩族世代永好的新的歷史時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纂，總匯了當時漢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大乘佛教的這一發(fā)展，使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無法分割了。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后，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fā)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而向學術化發(fā)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是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而向藝術化發(fā)展，使佛教成為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而向社會化發(fā)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lián)系。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為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而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產(chǎn)工藝的領域邁進。我們千多年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yǎng)，沿著這一人間佛教的方向發(fā)展，取得極其巨大的成功。我們教祖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qū)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為具體的現(xiàn)實。在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精美的文化遺產(chǎn)而成為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長期進行“成熟有情，莊嚴剎土”的崇高事業(yè)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凈起來了。

我們相信，在未來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進一步與全人類的先進文化相結合，開出更加絢麗的花朵。我們佛教徒必將以更加精進勇猛的精神，深入學習五明，廣行利他事業(yè)，為全人類的和平、進步和幸福的光輝遠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貢獻。

(此文系1984年出席世界佛教徒聯(lián)誼會第十四屆大會時向大會舉辦的佛教學術座談會提交的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