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飛：佛教中國化的“適應性”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強調：“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睂嵺`證明，堅持中國化方向、積極適應社會是我國宗教健康發(fā)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國宗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佛教誕生2500多年來，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尤其是在傳入我國后成功融入中國社會與文化，究其原因，除去佛教自身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更是佛教的社會適應性使然。

▲中國佛教參照吸收儒道“自耕自食”的經(jīng)濟倫理思想，開創(chuàng)“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nóng)禪并重”制度。圖為湖北武漢靈泉寺僧人和信眾在寺院的農(nóng)禪園里辛勤耕作。湖北省佛教協(xié)會供圖

“適應性”是佛教的本有精神。佛經(jīng)的“經(jīng)”字，就蘊含著“相適應”的重要思想。經(jīng)，梵語“修多羅”，漢譯為“契經(jīng)”?！度A嚴探玄記》卷一曰：

“修多羅，此云契經(jīng)。契有二義，謂契理故、合機故。”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一載：

“契，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經(jīng)，法、常之義”，

意思是指既要契合佛教本身的教義教理和根本精神，又要契合社會發(fā)展和時代需求。對此，太虛法師曾說：“佛教要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要去服務社會，替社會謀利益”。佛教這種契理契機的“適應性”精神貫穿于其中國化歷史進程的始終。

在與儒家的關系方面，佛教抱著“客隨主便”的心態(tài)，或向儒家靠攏，或用儒家思想闡釋教義，直至深度融合，成為“中國化的佛教”。

佛教東傳進入我國后，因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有很大分歧，致使儒佛沖突以致排佛事件屢有發(fā)生。為了應對文化碰撞，佛教有意做了一些適應性的改造。

比如，在佛教經(jīng)典翻譯和詮釋過程中，自覺或有意識地“援儒入佛，以儒論佛”，如與晉代高僧道安同時代的竺法雅開創(chuàng)的詮釋經(jīng)典的“格義”法。其后，無數(shù)中國僧人與來華的域外僧人，不斷以創(chuàng)造性的詮釋方法來理解、闡釋來自印度的佛教經(jīng)典，并將其落實于教義建構、教制安排、修行方法等方面，由此形成中國佛教的教義系統(tǒng)和教制體系。

又如宋代著名禪僧契嵩把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等同起來；也有的僧人則宣揚佛教與儒家“出處誠異，終期則同”“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還有的僧人用佛教的“十善”補充儒家社會倫理的欠缺，用因果報應充實“神道設教”。

至兩晉時期，佛教已在上層統(tǒng)治階層引起普遍的歡迎和重視。為了應對文化沖突、適應時代要求，佛教竭力緩解與儒家對立的一面，把調和放在第一位，不但特別突出報恩思想以契合孝道觀念，還特意把輪回報應的重點從“來世報”轉化為“現(xiàn)世報”，并在來世報中特別強調報在子孫。佛教的這些做法，使它逐漸發(fā)展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經(jīng)過上千年的磨合后，佛教最終在宋代完成轉化，徹底成為“中國化的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與道教的關系方面，佛教與道教相互調和、相資為用。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漢代社會廣泛流行的黃老道術之風，有意將禪法與道術聯(lián)系起來，善巧方便地以精靈起滅、業(yè)報輪回、安般禪法，分別與谷神不死、善惡承負、吐納之術相配合，所以出現(xiàn)了佛老并祠的現(xiàn)象，佛教也才逐漸為時人所接受。為此，湯用彤先生稱漢代佛教是“方仙道式”的佛教?？梢哉f，佛教的中國化進程始自漢代對佛教的道教式解讀，佛教的中國化在當時表現(xiàn)為“道教化”“方術化”，被稱之為“清凈道”，也即“佛道”現(xiàn)象是佛教中國化進程中最初始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當然，在傳播的過程中，為了爭取更多的生存與發(fā)展資源，佛教與道教的矛盾與沖突也始終不斷，主要表現(xiàn)為對統(tǒng)治階級寵信的爭奪和對信眾與物質利益的競爭以及教義上的爭論等方面。直至宋代以后，佛道之間的沖突才有所緩和、走向融洽。

道教也積極向佛教“取經(jīng)”，采用佛教的法相名目，借鑒佛教的生死輪回與空的思想，吸收佛教的地獄等觀念，重視修煉心性，并且效法禪宗不立文字的宗教實踐。特別是全真派形成之后，佛道、儒佛道融合更是被作為道教修行的核心。

從佛教中國化的進程看，佛教在與儒道沖突融合的過程中，也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相交織，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摸索出一套處理政教關系的良性模式。

佛教入華后，深感皇權統(tǒng)治與封建帝王在中國的至高地位與權威，因此，道安大師發(fā)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感慨。在此后的1000多年里，佛教充分展現(xiàn)了它多面與靈活的適應能力，如許多沙門高僧在弘法傳道中，主動適應和服務政權的需要，以致許多高僧成為朝廷的座上賓。他們有的甚至成為國師，為佛教的傳播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佛教的適應性精神，還表現(xiàn)在其一改印度佛教乞討為生，不事勞作、不事生產(chǎn)的傳統(tǒng)，參照吸收儒道“自耕自食”的經(jīng)濟倫理思想，開創(chuàng)“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nóng)禪并重”制度，開啟中國僧伽生活的新形態(tài)。佛教還能夠適應不同時代士大夫階層和底層民眾的不同精神需要。如魏晉時期，名士崇尚清談，為了適應其說空談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學被大量翻譯、廣為流布。社會動亂使士大夫群體對現(xiàn)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槃佛性說的解脫思想就取而代之，成為當時的主要學說。而當佛教逐漸向民間傳播以滿足底層群眾需求的時候，簡單易行的凈土信仰便盛行起來。

總之，佛教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的過程，也是佛教不斷中國化的過程。作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在今天更應大力弘揚優(yōu)良傳統(tǒng)，發(fā)揚適應性精神，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與社會發(fā)展同步，與時代進步同頻，努力成為社會和諧和文化建設的積極力量。

（來源：中國民族報，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