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堆、索朗卓瑪：試論藏傳佛教中國化歷史進程

作者簡介：

鄭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研究員，本刊學術委員；索朗卓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摘要：佛教時間上產生于公元前6—前5世紀，空間上產生于古印度。在2500多年的發(fā)展歷史中，佛教每到一處，都與當?shù)氐淖诮涛幕鄶z相融、自覺調適，又契理契機地改進了當時當?shù)厝嗣竦淖诮绦叛龊臀幕婷?，形成了形式多種、流傳廣泛、文化多樣、層次不一的佛教信仰，書寫了佛教的輝煌篇章，同時又保持了佛法固有的精神和特性。佛教傳入中國西藏，無論是在傳教方法上，還是在思想和實踐上，都經過了一個不斷中國化的過程。如何由佛教轉變成中國藏傳佛教，這涉及佛教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問題，屬于當下提出的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研究范疇。文章試圖從歷史的維度，根據(jù)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的原則，對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幾個歷史階段進行了全面回溯。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幾點管窺之見：一是藏傳佛教中國化還遠未結束，它是一個漸進的、動態(tài)的、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二是宗教中國化并沒有絕對的圭臬和模式可依，基于藏傳佛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面臨的問題，所選擇的中國化道路和所采取的策略不盡相同；三是在中國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需要注重發(fā)展宗教的交往和融合能力，因為一味地排他，等待宗教的只有式微和解體的命運，就不會有健康傳承發(fā)展之道路。

宗教的本質決定了宗教傳統(tǒng)的民眾性、多樣性和復雜性，而佛教的圓融性成就了其在世間的契機應化、深入民間和廣泛流傳。在2500多年的發(fā)展歷史中，佛教每到一處，都與當?shù)氐淖诮涛幕鄶z相融、自覺調適，形成了形式多種、流傳廣泛、文化多樣、層次不一的佛教信仰，書寫了佛教的輝煌篇章，同時又保持了佛法固有的精神和特性。佛教傳入中國西藏，無論是在傳教方法上，還是在思想和實踐上，都經過了一個不斷本土化的過程。本文基于此，將探討佛教是如何因應時代變化，契理契機進行調適最終逐漸本土化的過程，以及西藏及其他關涉地區(qū)社會在各個歷史時期又是如何對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進行接納與融攝的。

一、唐代，佛教傳入高原，開啟其本土化暨中國化的進程

從世界宗教史來看，宗教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fā)展的一種普遍規(guī)律。歷史上，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傳入我國后，雖然其中國化發(fā)展道路不盡相同，但都歷經了不斷中國化的過程。藏傳佛教的中國化亦如此，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跟“中華民族共同體需要歷史證成”一樣，藏傳佛教中國化同樣需要歷史證成。佛教傳入中國西藏后，其自身歷經了適應、扎根、發(fā)展、融合等歷程進而逐步中國化的過程?？梢哉f，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西藏本土社會接受佛教這個外來宗教的過程。

7世紀初，中國歷史開啟了一個新的篇章。隨著隋、唐的相繼建立，結束了中原地區(qū)300多年的混亂分裂局面，使中國歷史進入又一個大一統(tǒng)的歷史時期，社會進入了一個社會穩(wěn)定、經濟繁榮的新階段。與此同時，吐蕃第32代贊普松贊干布（???????????????? 617—650年）繼承父親南日松贊（?????????????????不詳—629年）的事業(yè)，次第征服了素稱強悍而富庶的蘇毗（??????）、象雄（????????）等高原部族，進而統(tǒng)一了吐蕃各部，建成了西藏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的地方性政權吐蕃王朝，佛教也于此時傳入吐蕃。

“按照藏族傳統(tǒng)佛教史籍的記載，佛教第一次試圖傳入吐蕃是松贊干布的高祖拉托托日年贊時期。不過這一說法并沒有得到學界的認可。”佛教最初傳入西藏，當在唐朝時期，“松贊干布先后迎娶尼泊爾國王鴦輸伐摩（amsuvarman）之女赤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為妃。兩位公主都是篤信佛教的人，均帶了一些佛像、法物、經典以及替她們供佛的僧人到西藏。受其影響，松贊干布對佛教也頗為尊重，支持尼泊爾赤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漢地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赤尊公主入藏攜帶了“釋迦牟尼不動金剛、慈氏法輪和自成旃檀度母三尊佛像”等，這對佛教從南亞地區(qū)傳入吐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拔某晒鲙チ酸屽饶材?2歲身量佛像一尊，該佛像至今仍被供奉于大昭寺內。公主還帶去佛經360部?！薄拔某晒魅氩厥?jié)h傳佛教傳入西藏地方，為佛教在西藏初傳奠定了重要基礎?！彼惨虼吮灰暈椤安貍鞣鸾讨袊氖拐摺?。至此，可以說赤尊、文成公主的入藏，不僅使青藏高原上第一次有了佛教的蹤跡，同時還拉開了佛教在吐蕃的發(fā)展序幕。然而，這個時期真正標志佛教初步完成本土化應是佛經的大量翻譯和佛苯之間的交鋒與融合。

縱觀吐蕃歷史，譯經活動是佛教不斷本土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巴罗瑫r期翻譯經論開始于7世紀中葉，大盛于8世紀下半葉至9世紀30年代之間，延至9世紀50年代，前后共約200年。翻譯的佛典主要來自印度，其次是漢地，也有來自于闐的?！?8世紀下半葉之前，翻譯成果主要有松贊干布時期吞彌·桑布扎（????????????????）翻譯的《百拜懺悔經》（????????????????????）、赤德祖贊時期勃蘭伽·莫勒噶夏（?????????????????）和聶扎納古瑪（?????????????????）翻譯的《金光明經》（????????????????????），“從8世紀下半葉開始，得益于赤松德贊、赤德松贊、赤祖德贊等幾代贊普的大力推崇，吐蕃譯經事業(yè)十分興盛，翻譯了大量佛典”。翻譯成果主要包括《法集要頌經》（??????????????????????）、《語合二章》（???????????????????????）、《中觀根本頌》（????????????????????）和《中觀般若燈論》（?????????????????????????????????????????????）等。此外，還有吐蕃晚期的管·法成（????????????????755—849年）的諸如《善惡因果經》（??????????????????????????????????????????）、《賢愚因緣經》（??????????????）和《金光明經》（????????????????????）等翻譯成果。這些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佛教的本土化進程?？梢哉f吐蕃的譯經活動，不僅是佛教初步實現(xiàn)本土化的表現(xiàn)，也屬于當下提出的佛教中國化的研究范疇。另外，吐蕃時期幾任贊普還積極修建寺廟，派遣學僧，剃度出家人。直到朗達瑪（??????????????????????799—842年）“滅佛”、吐蕃分裂之前，佛教在吐蕃上層的主動推動下實現(xiàn)了初步的本土化。

佛教在吐蕃初步實現(xiàn)本土化的另一標志為佛苯之間的碰撞與磨合。佛教為了駐足吐蕃，經歷了長期復雜的斗爭。佛教傳入吐蕃一開始就受到傳統(tǒng)苯教勢力的抵制，佛苯斗爭貫穿著吐蕃社會的始終，二者陷入了一場長久的拉鋸戰(zhàn)，其間主要有三起博弈，佛苯二教的首次交鋒發(fā)生于松贊干布時期。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傳統(tǒng)苯教已難以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松贊干布及赤尊、文成公主二妃便極力扶持佛教，甚至借助苯教形式傳播佛教。盡管如此，這時期的佛苯斗爭只是局部的，若明若暗，當時苯教勢力依然強大。松贊干布之后，佛苯爭斗日益激烈。

佛苯兩教的第二次較量發(fā)生于赤松德贊（??????????????????742—797年）時期。赤松德贊首開吐蕃佛教預政之風。他為了弘揚佛教，先后兩次頒布弘法詔書，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號召吐蕃臣民崇信佛教。除此之外還采取了修建桑耶寺（????????????）、建立僧伽組織（“七覺士”??????????????）、延請僧人譯經講法等一系列弘法措施，吐蕃首次形成了佛教的佛、法、僧三寶道場。可以說，佛教教義思想逐漸成為吐蕃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而這一切，端賴于應赤松德贊之邀于751年前后入藏的蓮花生大師（??????????????）的弘法活動。蓮花生之前，赤松德贊邀請了印度著名僧人寂護（?????????）入藏傳法。寂護是印度大乘佛教自續(xù)中觀派（?????????????????）創(chuàng)始人清辨論師（????????????????6—7世紀）的五傳弟子。由于寂護所傳教法是顯宗教法，與當時吐蕃傳統(tǒng)的苯教信仰格格不入，不久他便被反佛勢力遣返。之后，寂護邀請蓮花生入藏，傳播教法。蓮花生作為印度大乘佛教密宗咒師，入藏之后為后來藏傳佛教的形成作出一系列奠基性貢獻：第一，他和寂護主持建立了藏傳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桑耶寺。據(jù)文獻記載，桑耶寺寺址是由蓮花生選定的；第二，剃度吐蕃第一批俗人（貴族青年）出家為僧；第三，組織吐蕃貴族弟子學習譯經，并從印度迎請印度大乘密宗的無垢友（????????????????????????????????）等大德入藏；第四，主持藏譯重要顯密經論；第五，創(chuàng)建了顯密經院及密宗道場，等等，西藏從此有了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場所和佛教僧人，也有了較為系統(tǒng)的密宗經典譯本。

赤祖德贊（????????????????? 806—841年）時期，發(fā)生了第三次佛苯斗爭。赤祖德贊執(zhí)政期間，通過規(guī)定七戶養(yǎng)僧制、廣建寺院和統(tǒng)一譯例等一系列措施，使得佛教傳播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其中，統(tǒng)一譯例和編譯經書目是這一時期佛教發(fā)展到達一定高度的證明?！兜じ聊夸洝罚?span style="font-size: 26px;">??????????????）、《欽浦目錄》（???????????????）、《旁塘目錄》（?????????????）即為這一時期編成的大藏經目錄。據(jù)學界研究發(fā)現(xiàn)，《欽浦目錄》《旁塘目錄》兩個目錄已散佚不見。

有唐一代，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在吐蕃爭取生存、爭取信眾、不斷本土化的過程可謂艱苦異常。但也正是經過不斷交鋒與磨合，佛教才逐步融入吐蕃社會。通過佛苯斗爭，佛教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神祇和宗教儀軌，逐步消除了其“外來”色彩并開始本土化?！捌渲械牟糠謨x式，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凸顯，成為了了解藏傳佛教本土化、中國化的活化石。”與此同時，吐蕃社會也因為佛教的傳入在行為觀念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松贊干布時期，按佛教十善法制定法律即為鮮明例證。值得一提的是，吐蕃時期，雖然佛教初步實現(xiàn)本土化，但這一時期的佛教還未廣泛流布于民間，只是流行于王室貴族上層。這也表明“吐蕃時期傳入藏地的佛教只能稱‘佛教’，尚不能稱‘藏傳佛教’”。

到了9世紀中葉，因發(fā)生“達瑪滅佛”事件，佛教在吐蕃的發(fā)展一度中止。

二、宋元時期，隨著教派的形成，藏傳佛教步入中國化軌道

唐會昌二年（842）吐蕃贊普達瑪遇刺身亡，吐蕃王朝開始瓦解。869年，吐蕃爆發(fā)了延續(xù)20年之久的奴隸平民大起義，在起義沖擊下，西藏社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動亂，政權分裂，互不統(tǒng)攝。達瑪?shù)暮笠崽油鞯兀⒘艘恍┑胤秸?，大致有阿里王系、雅隆覺阿王系、后藏的亞澤王系和前藏的拉薩王系。其中，阿里王系和拉薩王系勢力較大。這時期階級斗爭、政教斗爭，加上割據(jù)勢力之間綿延不斷的戰(zhàn)爭，致使西藏地方長期處于分裂動亂狀態(tài)。這一分裂割據(jù)局面，史稱“分裂割據(jù)時期”，一直持續(xù)了400多年，直到元朝統(tǒng)一全國才結束。在整個青藏高原地區(qū)處于封建割據(jù)局面的時候，佛教在西藏人民生活中卻逐步取得重要的位置，出現(xiàn)了藏傳佛教的眾多教派。

宋朝時期，佛教在西藏完成了地方化、民族化。佛教利用封建割據(jù)動蕩的局面開始深入民間，不再局囿于王室貴族，這為其復興發(fā)展、卷土重來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同時，各據(jù)一方的社會，為佛教教派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土壤。10世紀末，佛教復興勢力通過“下路弘法” （????????????????）和“上路弘法”（?????????????????），分別從今青海、西藏阿里地區(qū)進入衛(wèi)藏地區(qū)，佛教得以復興并相繼形成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和希解派（??????????）等教派，藏傳佛教應運而生。復興后的佛教與吐蕃時期的佛教相比，不僅形成了更富本土特色的佛教形態(tài)，而且開始盛行祖師崇拜、重視師徒傳承。佛教形式開始地方化、民族化。佛教的這種宗教形態(tài)既保留了佛教的內核，又適應了西藏社會的運轉模式。

如果說佛教在宋代真正完成了由外來宗教到西藏藏傳佛教的轉化，那么阿底峽（??????????????????????????982—1054，孟加拉人）的宗教改革在這一過程中所作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阿底峽入藏時，發(fā)現(xiàn)西藏“學法的僧人中有的重密輕顯，認為從顯宗學佛比登天還難；有的重顯輕密，認為密宗所提倡的一套不一定是佛教的正統(tǒng)傳承，里面一些殺生誨淫的內容都是佛教所反對的，因此形成了顯宗和密宗的爭論以至斗爭。在修習的次第上也是各執(zhí)己見，沒有定規(guī)”。針對這一情況，阿底峽專門撰寫了《菩提道燈論》（???????????????????????）來大力整頓佛教，重塑佛門律條，使教理系統(tǒng)化、修持規(guī)范化?！镀刑岬罒粽摗匪鎯热莸谝话ā叭康馈?，即人可以分為“下士”（人天乘）、“中士”（小乘）和“上士”（大乘）三類；第二包括“三學”，即“戒學”“定學”和“慧學”；最后，該書還“談到密宗比顯宗的地位要高，并且分別等次，劃密宗經典為四部（作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部）”。由此可見，阿底峽的這本著作“以佛徒的實際修習為骨干，系統(tǒng)地安排了佛教教學的所有主要內容”，該書“成了當時唯一的對佛教有系統(tǒng)論述的書。它一方面成了后來噶當派的思想基礎，一方面也在西藏佛教徒中確定了以實修為準的精神”。阿底峽的出場，在西藏佛教發(fā)展史上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

宋代，不僅是佛教完成本土化、民族化的重要時期，也是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啟航時期。可以說，這個時期佛教在西藏“本土化的過程中孕育著中國化的因子”，這點我們可以從當時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情況來獲取了解。這個時期，藏傳佛教不斷向青藏高原東北方向傳播，通過河西走廊直至西夏核心區(qū)。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在此得以和諧共生、圓融一體。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主要以密宗傳播為主，四大密續(xù)《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均于此時傳入西夏。除此之外，還傳入了以阿底峽的中觀二諦思想為主的少量顯宗教法。藏傳佛教的涌入，不僅使西夏佛教信仰內涵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西夏地區(qū)的文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西夏不僅是藏傳佛教東傳的重要過渡地帶，也在這里形成了藏傳佛教東向發(fā)展的思想、經典和制度基礎，沒有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先期流行和發(fā)展，就難以形成此后藏傳佛教在全國很多地區(qū)的進一步傳播。”

元代（1271—1368年）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府治下，從此西藏地方正式成為中國的一個行政區(qū)域，西藏各族人民在開發(fā)邊疆、建設邊疆、保衛(wèi)邊疆的過程中，不僅為中華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橋梁，也為藏傳佛教的不斷中國化提供了有利條件。

元朝的統(tǒng)一，促進了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廣泛傳播，并在傳播中得以邁出堅實的中國化步伐。這一時期藏傳佛教的傳播方向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藏傳佛教向西北方向的傳播；第二，藏傳佛教在南方的流布；第三，藏傳佛教在大都的蔓延。藏傳佛教在西北的傳播，跟元朝統(tǒng)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在元朝歷代皇帝的支持下，藏傳佛教開始由西藏向東流布，經甘肅、青海、陜西和寧夏，最后傳入山西、北京和蒙古地區(qū)。這個時期到山西五臺山朝拜和講經的藏傳佛教大德高僧頗多，薩迦派首領八思巴（????????????????????????? 1235—1280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五臺山講經傳法，深得忽必烈（1215—1294年）信賴。隨著元朝攻下南宋都城杭州，藏傳佛教也隨之傳播江南，相距較遠的福建泉州和廣東潮州都有藏傳佛教傳播的痕跡。南方地區(qū)相繼出現(xiàn)且至今還可獲見的江蘇鎮(zhèn)江的過街塔、杭州的飛來峰、寶石山以及福建泉州的清源山、彌陀巖造像，還有湖北武漢的勝像塔和上海的《磧砂藏》等藏傳佛教名勝古跡和著名典籍。這些既是元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也是藏傳佛教不斷中國化的表現(xiàn)。除此之外，元代藏傳佛教在大都（今北京）得以傳播，使得北京地區(qū)相繼建成多座藏傳佛教寺廟，諸如大都寺、西鎮(zhèn)國寺、大圣壽萬安寺、大興教寺、大承華普慶寺、萬靈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西湖寺以及寶集寺和大慈恩寺等。其中，至元七年（1270）由元世祖的皇后察必發(fā)起所建的大都寺和西鎮(zhèn)國寺，是藏傳佛教在北京弘傳的重要標志。

元代藏傳佛教通過向西北、南方和大都的傳播流布，逐步融入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交流融合。這也充分反映了宗教中國化過程，其實就是不斷交流融合、不斷匯聚于中華文化的過程。

三、明清及民國時期，中央政府的強力介入，藏傳佛教中國化形成新特色

明清（1368—1911年）時期，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在發(fā)展中鞏固，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對邊疆地區(qū)的治理，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上統(tǒng)轄、經濟上往來，也體現(xiàn)在文化上的交流。就西藏地方而言，這一時期的西藏與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更進一步發(fā)展，也使藏傳佛教中國化逐漸形成一些新特色。

明代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進行的：其一是宗喀巴（????????1357—1419年）通過宗教改革進行內向調適，使宗教與當時的社會相適應、與文化相融合；其二是藏傳佛教在縱深流布中得以不斷中國化。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至元代，西藏社會政教合一宗教氛圍已然成風。到了明朝，朝廷沿用元朝對西藏的管理辦法，并賦予一些新內容，藏傳佛教在發(fā)展的同時，也出現(xiàn)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且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一是藏傳佛教界對“緣起性空”理論的看法產生了紛紜不一的現(xiàn)象。有的宗派認為性空就是無，不承認善惡業(yè)果法，這在現(xiàn)實實踐中造成了極大的不良影響，直接導致了僧人腐化、戒律松馳、學風日下的局面；二是藏傳佛教界出現(xiàn)了重修密宗、輕學顯宗的現(xiàn)象，修學次第一度混亂。佛教傳入西藏的除了密法，還有諸多顯宗經典和大小乘。但佛教本土化之后形成的藏傳佛教各派卻只偏愛其中的密法，致使當時一些僧人一味沉迷于修習密宗，研究各種偏離佛教宗旨的諸如肉體飛升、吐火吞刀等法術。宗喀巴有感于此，便產生了改革想法。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所涉內容主要包括整頓律儀，嚴肅僧紀，號召僧人過嚴肅的宗教生活，制定了嚴格的學經制度。他要求僧人注重學經次第，強調學經應按部就班，“在入習密法之前首先學習顯教，從師受比丘戒，嚴格遵守密教的根本戒十四條、粗戒八條、五部戒十九條，其中的根本十四戒非守不可……”宗喀巴除了強調學經要循序漸進、先顯后密之外，他還把《現(xiàn)觀莊嚴論》（???????????????????????）、《入中論》（?????????????）、《量釋論》（????????????）、《戒論》（???????）、《俱舍論》（??????????????）五部經典設為顯宗方面的必學內容。密宗方面，他則強調要系統(tǒng)學習《事密》（?????????）、《行密》（????????????）、《瑜伽密》（????????????????）、《無上瑜伽密》（?????????????????????????????）四部密宗經典。宗喀巴還要求嚴格管理寺院，實行各司其職。大小寺廟的隸屬關系方面也作了明確規(guī)定。這場改革直接重塑了西藏宗教的格局，調適了與當時中國文化相齟齬的不利因子，為藏傳佛教的不斷中國化拓展了空間。

此外，有明一代，因明朝中央政府施行尊崇藏傳佛教和多封眾建的策略，藏傳佛教在內地相較之前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藏傳佛教的中國化得以從不同方面推進。傳播情況包括：

第一，藏傳佛教在北京的縱深傳播。明代，藏傳佛教在北京不僅新建了二十余座藏傳佛教寺廟，還出現(xiàn)了大批來內地并留京的藏傳佛教僧人。這些留京僧人在藏傳佛教傳播、文化交流進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不僅負責譯寫當時朝廷文書、譯經，還參與朝廷對西藏政教首領封賜等事宜。

第二，藏傳佛教在甘青晉滇等地的縱深流布。明朝藏傳佛教格魯派（???????????）興起，并開始流傳于河西走廊一帶。“河西走廊是連接中原西域的交通樞紐，也是絲綢之路的咽喉要道，自唐、吐蕃到明清時期，這條交通要道一直是藏漢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相互交流的友誼長廊?！泵鞔游饕粠Р貍鞣鸾讨饕譃閮晒砂l(fā)展勢力：一為西夏蒙元時期留下的藏傳佛教余脈，以藏傳佛教薩迦派、噶舉派為主；二為明代隨藏傳佛教僧人移入，集中在河西走廊張掖一帶的佛教傳播勢力。

第三，藏傳佛教在蒙古諸部的縱深流傳。明朝時期的俺答汗（1507—1582年）與三世達賴喇嘛（??????????????????1543—1588年）、察哈爾林丹汗（1592—1634年）與藏傳佛教、哲布尊丹巴（??????????????）與喀爾喀部，表面上看雖是藏傳佛教格魯派與蒙古勢力結合來傳播教法，實際上是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一部分，是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

清代時期藏傳佛教的中國化表現(xiàn)同樣以藏傳佛教的向外發(fā)展為主。首先，體現(xiàn)在藏傳佛教寺院的大量創(chuàng)建，據(jù)統(tǒng)計，清朝前期，僅在北京修建和改建過的藏傳佛教寺廟就有32座；其次，體現(xiàn)在藏傳佛教典籍《大藏經》的刻印和翻譯上，北京版《藏文大藏經》就是刻印于這個時期。還有《蒙古文大藏經》和《滿文大藏經》均于此時得以刊??；再者，清代藏傳佛教在納西族聚居地區(qū)得以縱深傳播。這時期的藏傳佛教中國化，還包括其他民族的文化對西藏的影響。比如關公信仰和關帝廟隨著內地入藏人員傳入西藏，并出現(xiàn)了不少相關寺宇；另外，穆斯林也于這個時期分別從克什米爾和祖國內地進入西藏，西藏地方開始出現(xiàn)了清真寺。這些事例再次充分反映了藏傳佛教中國化就是一個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過程。

中華民國時期，藏傳佛教在文化上加強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吸納，加強與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延續(xù)其中國化的進程，延伸其中國化的內容，表現(xiàn)以漢藏佛教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為主，民國時期“五族共和”政策也從政治層面推進了藏傳佛教的中國化。宗教界通過開展宗教學意義上的文化交流活動，相應推動了藏傳佛教的中國化。

首先，民國初期在內地掀起了學習藏密的熱潮，藏傳佛教密宗得以廣泛傳播。當時“漢傳佛教界僧侶、居士負笈西行者數(shù)十百人，僅1937年后受蒙藏委員會資助留學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國歷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經的運動’”。這個時期在漢地除了“藏密”，還有從日本傳來的“東密”，但為何前者最后能一枝獨秀？對此，朱麗霞認為，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西藏密法的精深程度、發(fā)展規(guī)模勝于日本密法。西藏密教經典數(shù)量遠超東密即為一個典型說明；另外一方面，藏密的戒律比東密系統(tǒng)，且傳承完整?！拔鞑孛芙虆栃袆e解脫戒，一切大小顯密教典，修學行為，皆建筑于七眾別解脫戒上，而貫之以教理次第，組織縝密完善，行之無弊?！贝送?，九世班禪（???????????????????? 1883—1937年）在內地（京、杭、滬等地）的弘法活動，更是為藏傳佛教的中國化賦予了新的內容和意義。

其次，民國后期刮起了一場游學西藏、入藏學法風，加強了漢藏民族之間的宗教文化交流。此期游學西藏之風之所以大興，主要是由于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1942年，國民政府專門頒發(fā)了《蒙藏委員會派遣與補助內地僧侶赴藏游學規(guī)則》。此外，這一時期還出現(xiàn)了大量的漢藏教理院以研習和弘傳藏傳佛教為主的學校、學會及團體組織。

以上諸多形式的漢藏佛教文化交往活動，不僅使?jié)h藏文化得到良好溝通，在聯(lián)絡漢藏民族感情方面，也起到促進作用。藏傳佛教進一步走出青藏高原融入內地社會，形成了交流、交融、互鑒的良好局面。

四、新中國成立，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注入新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藏傳佛教在我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這個大背景下，翻開了它的歷史新篇章。西藏和平解放，特別是民主改革后，西藏傳統(tǒng)文化迎來新生，開啟了新的發(fā)展方向。政教合一制度的廢除，使宗教與世俗政治分離，正本清源。“隨著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建立，政教合一制度被廢除，藏傳佛教的社會特權也隨之發(fā)生了變異?！钡胤缴駥W思想一統(tǒng)西藏文化領域的局面已成昨日黃花，西藏迎來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大眾文化；這既符合佛教教義，又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為藏傳佛教的中國化進程注入了全新的內容。

從上述的歷史考察中，不難發(fā)現(xiàn)宗教的中國化不僅僅有教界的參與，也有政界的引導。黨的十八大以后，這種引導更加有力、更具時代性。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區(qū)的藏傳佛教界作為中國化的主體，在黨的領導下，擔負起了自覺中國化的使命，取得了一些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論述，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指明了方向。2015年中央統(tǒng)戰(zhàn)工作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宗教“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2016年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2017年“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被寫入了十九大報告。在2020年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務”“要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推進藏傳佛教中國化”。前述這些論斷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強調了藏傳佛教要堅持中國化方向。十八大以來，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以及相關科研單位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論述，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著力在“導”上下功夫，全面提升宗教服務管理水平，支持和鼓勵藏傳佛教界在堅持中國化方向實踐方面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

一是始終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就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浸潤我國宗教。十八大以來，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積極開展愛國主義、公民道德、和諧理念等教育活動，促使僧尼自覺用政策、法律的要求和規(guī)定約束自己的言行舉止，自覺以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標準規(guī)范自己的德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還深入寺廟開展了有關黨的十九大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精神等宣傳教育活動，實現(xiàn)了寺院僧尼教育全覆蓋。

二是始終推進藏傳佛教教規(guī)教義闡釋　宗教教義教規(guī)闡釋是管方向、管根本的重要基礎性工作，也是藏傳佛教自身健康發(fā)展的一種內在需要。十八大以來，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始終把教義教規(guī)闡釋工作作為引導藏傳佛教思想、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適應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措施，取得了重要成果。自2016年以來，中國佛教協(xié)會西藏分會每年都舉辦藏傳佛教講經闡釋交流會。自2011年以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輪流每年舉辦“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研討會”，“已經形成良好機制，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其中，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鄭堆牽頭成立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課題組，迄今已出版著作11部，包括《藏傳佛教教義闡釋（試講本）》《珍愛生命反對自殺》（內部發(fā)行）、《藏傳佛教教義闡釋研究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第1—9輯，為推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提供了學理支撐?？梢姡涍^各界的積極努力，藏傳佛教教義闡釋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績，產生了廣泛影響，積累了豐富經驗，藏傳佛教中國化工作取得可喜成績。

三是始終繼承和弘揚藏傳佛教優(yōu)良傳統(tǒng)　我國藏傳佛教界在持守教義、扶危濟困、利益人群、服務社會等方面有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繼承和弘揚藏傳佛教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藏傳佛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內在要求。十八大以來，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藏傳佛教界，積極弘揚藏傳佛教“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促進經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服務信眾、服務社會方面發(fā)揮了其應有的作用。

四是不斷創(chuàng)新和探索寺廟管理模式　藏傳佛教寺廟承擔著滿足信教群眾正常的宗教需求、傳承藏傳佛教文化的功能。規(guī)范藏傳佛教寺廟管理，加強寺廟管理長效機制建設，對于維護藏傳佛教正常秩序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涉藏地區(qū)根據(jù)各地實際情況，實行“因地制宜、因寺施策”，不斷探索藏傳佛教寺院管理的新模式、新路徑。各地結合寺廟規(guī)模、社會影響力和管理難易程度等各種因素，對涉藏地區(qū)寺院采取了共同管理、協(xié)助管理和自主管理等不同管理方式。

五是推動寺廟教職人員管理不斷規(guī)范化　依法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管理的對象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教職人員、宗教活動和宗教組織。其中，教職人員是關鍵，宗教活動和宗教組織是基礎。教職人員的政治態(tài)度和基本素質決定了一個宗教組織是不是愛國宗教團體。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和涉藏工作重點省多措并舉不斷加強對教職人員的教育管理，增強藏傳佛教團體自我管理能力，并相繼出臺了藏傳佛教代表人士、活佛教育培養(yǎng)管理工作意見，實施百名高僧活佛培養(yǎng)工程等，寺廟教職人員管理規(guī)范化水平不斷提高。

五、結語

盡管以上的進程梳理不足以反映藏傳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全面，對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歷史考察至少可以使我們清晰地看到，藏傳佛教中國化是一個漸進的、動態(tài)的、不以人的主觀愿望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簡言之，就是佛教傳入中國伊始即開始了其中國化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還遠未結束。本來“中國化”的“化”自身表達的就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概念。這意味著“中國化”是一個歷史使命，始終擺在宗教面前，不論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宗教。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立足長遠，著眼當前，不能患“短視癥”，犯“急性病”。

從歷史發(fā)展線索可以看到，“經過1300多年的發(fā)展，佛教完成了與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人文民俗文化、政治歷史的融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區(qū)域特點，中華文化底色的藏傳佛教?！弊鳛橐环N外來的宗教，佛教已扎根中國西藏、內蒙古等地，這既是它與中國文化不斷融合的結果，也是它不斷中國化的表現(xiàn)。“作為一個文化元素藏傳佛教也日漸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藏傳佛教中國化演進歷史也告訴我們，宗教中國化并沒有絕對的圭臬和模式可依，基于藏傳佛教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面臨的問題，所選擇的中國化道路和所采取的策略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就是“‘中國化’絕對不應該等同于‘漢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組成的家庭，中國文化也不僅僅是漢族文化，藏傳佛教中國化自然不是要把藏傳佛教漢化，或者將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化”。同時，也應明白“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胺鸾讨v‘隨順世間，隨轉眾生’；藏傳佛教講‘覺悟等齊于佛，行為隨順于人’。佛教無國界，但每個佛教徒都有國籍、都屬特定的國家，國土在則佛法在，國土安則佛法興。”這就要求佛教因時因地、契理契機地調整和變化。此外，宗教中國化不是說宗教要內向自顧。恰恰相反，在中國，堅持宗教的中國化方向，需要注重發(fā)展宗教的交往和融合能力。在這一方面，藏傳佛教起了引領示范作用，取得了足以稱道的成就，歷史上它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力也已充分證明這點。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