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文化研究（漢文部分）

二、傳統(tǒng)文化研究

林繼富的《昆侖文化與藏族文化關系研究》（《青海社會科學》第5期）一文通過分析大量古代典籍、野史筆記等資料，認為文化昆侖與以岡底斯神山信仰為代表的藏族遠古文化之間的相同性和相似性，不僅是交融互動的結果，而且具有共同心態(tài)和生態(tài)背景下生成的共性和個性的文化邏輯。

鄒西成的《中國西藏文化博物館展品中的三枚清代攝政王印章初考》（《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選取三枚清代攝政王印章，從政治歷史、藏傳佛教等方面加以論證和闡述。作者認為藏族古印章是中國印章史上極富魅力的瑰寶，它所涵蓋的歷史、人物、政治、宗教的深度和廣度，以及文字、圖紋、圖騰、材質和雕刻工藝，充分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它的功用滲透到了藏族社會歷史的方方面面。

王德和所著《爾蘇藏族文化研究》一書（四川大學出版社）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討論了爾蘇藏族歷史、文化發(fā)展的脈絡，解釋了其文化現象和發(fā)展的各種原因，研究了爾蘇藏族在川西南地區(qū)與其他民族的文化共生現象，分析了目前爾蘇藏族文化面臨的問題，透視了爾蘇藏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影響，有許多獨到的見解。

《認知·傳承·嬗變：爾地村傳統(tǒng)民間文化調查》（《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作者賈曼、扎西加西通過實地調查了解到，藏族傳統(tǒng)民間文化在爾地村的當代認知與傳承，并沒有以當代主流文化替換傳統(tǒng)的藏族文化。但原有文化于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社會現實中，吸收其他民族優(yōu)秀文化，并發(fā)生嬗變。嬗變更多地表現為年青一代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已不同于老一輩。而《格薩爾》的流布與傳承，也不同于過去口耳相傳的傳統(tǒng)方式，現在人們更多地依靠收聽廣播和閱讀已出版的《格薩爾》。

郎維偉、張樸的《嘉絨藏族的姓氏文化與村落社會的傳統(tǒng)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為例》一文認為，在嘉絨藏族的原生態(tài)文化中，獨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個家庭及其成員的父系來源，實現父系繼承關系，這是姓氏制度的內在功能；以房名為血緣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聯姻形成的姻親關系，成為村落社會中的二元親屬關系，通過親屬關系結成了村落社會的互助網絡，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焦自云、汪永平的《山水一線間的亞東驛站研究》一文認為西藏亞東至江孜一線曾成為英國的半租借地，隨之強勢楔入的驛站建筑的形式和風格深受英國等外來建筑文化的影響。文章即以亞東縣域內僅存的兩幢驛站建筑為研究對象，運用比較法從建筑的角度對其進行詳細分析，并重新審視其在亞東近代史上的地位和歷史價值。楊曉榮、雷文華的《藏族傳統(tǒng)時間觀念探析》一文認為藏族傳統(tǒng)的時間觀念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藏族先民通過對自然界中在時空上呈現出周期性重復出現的各種物候現象和天象的觀察與體驗，產生了對時間循環(huán)性和持續(xù)性的認知；第二，藏族先民通過對生命存在有限壽命的體驗，以及對自然現象和歷史人文不可逆性的感悟，建構出時間的流逝性；第三，古代藏族哲學家較早就有了時能變、空能啟的相對論時空觀，認為時空會反作用于其中的物質，影響物質的運動，時間是相對的，而非是絕對的。范春文《藏族傳統(tǒng)數字文化探析》一文認為數字文化是各種宇宙觀、哲學觀、宗教觀、文化觀、價值觀、審美觀的反映和象征，不同的民族因其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發(fā)展過程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數字文化。文章從數字源流、數字異名、數字喜好、數字應用等方面對藏族傳統(tǒng)數字文化進行初步探析，由數字文化角度探視藏民族豐富多彩的人文精神世界，展現藏民族非物質文化基礎和獨特的心理文化，發(fā)揮數字在跨文化中的作用。蔡光潔《珞巴族傳統(tǒng)文化及其生存現狀考察——從西藏米林縣瓊林村的旅游開發(fā)談起》一文認為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特定的生存環(huán)境使珞巴族逐漸形成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自然簡樸的物質體現和神秘豐富的精神內涵構建了珞巴文化的完整式樣，其特點具有明顯的非物質文化性質，其發(fā)展也受社會形態(tài)和生產方式的制約。在旅游開發(fā)背景中的瓊林村，珞巴傳統(tǒng)文化的現狀遭遇保護、傳承與利用的諸多問題，在我國少、小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fā)展中具有典型性。

元大都十一城門制之謎，長期以來是學界廣為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但主要是從漢族文化的哪吒神話或風水學說角度加以解釋，爭論不定。張雙智的《試從藏族文化視角解讀元大都十一城門之謎》一文從藏族文化角度加以解讀。從營建大都城的歷史背景、政治環(huán)境，最高決策者忽必烈的政治思想、宗教信仰，及其尊信帝師八思巴，在皇宮內外大量建造喇嘛廟供奉瑪哈噶拉為軍神、戰(zhàn)神和護國神等多方面分析研究，認為大都城十一城門寓意元朝的護國神——藏傳佛教的護法神瑪哈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