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銳齡：回憶王森先生

1950年，我在北京大學文學院研究部讀書時就知道王森先生大名，先生在東方語文系任教，常常攜著一件內裝書籍的小包袱在紅樓里走來走去，聽說他教授梵文，精通佛學，雖然認識，卻無緣談話。1952年北京大學院系調整后，先生分到中央民族學院(以下簡稱民族學院)研究部，我同年畢業(yè)，也服從分配到中央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部，因工作需要，想知道清初西藏第五輩達賴喇嘛與蒙古固始汗的關系等問題，一次就貿然到民族學院研究部去拜訪請教，他和藹地接待我并給予詳細的解答。8年后，1960年，我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民族研究所(以下簡稱民研所)工作，先生也在這所，可以說欣然再遇，我印象里先生面貌神態(tài)自此一直沒有顯著變化，頭發(fā)濃密，只是白了更多。

真正與王先生相識，是在1962年。當時民研所領導決定我參加藏族歷史研究工作，可以說與先生在一個行當里了，這一組內還有李有義、柳陞祺兩位前輩，而其他分組內老先生較少，或僅一位，所以藏族組在全所里是配備最完整的。三位先生從面容上看，年紀似相差無幾，實際上先生最小。

約在1963年，在所謂三年困難之后，國民經濟逐漸恢復，運動減少，民研所接受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要求提供有關西藏佛教史、西藏佛寺內部組織結構等資料的任務，其中王先生承擔的一項完稿后，先生謙遜地名之為《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實則寫成了一部有體系、有卓見的通史型的科學著作。

先生在領受任務后，就要求常鳳玄兄和我聽他口授，為之做筆錄，每周一或二次，在民研所二樓東南隅先生的辦公室內，在一長桌邊，先生與我倆分據一隅，他緩慢地說出，顯然章次段落文句都已是腹中底稿，我倆用當時市場供應的粗糙的綠格紙記下。我十分驚訝的是先生言語結構的邏輯極好。在需要回憶前文時，竟一字不差地從容道出，又感到他的記憶力極強。初次遇到，十分驚羨而自覺不可及。先生往往攜帶藏漢史籍來，隨時復查，尤其注重史事的年代。他在羅列赫(G．N．Roerich)英譯《青史》、吳燕紹《西藏史講義》、劉立千譯《續(xù)藏史鑒》等書上，用工整的小楷批注幾滿。

在這樣工作約達7個月多的期間，先生曾要我留心國際上名家如佐藤長、石泰安(R．A．Stein)等關于古代西藏的社會經濟的觀點，選擇重要論文和章節(jié)譯出供用，并把他自己寫的《宗喀巴傳論》、民族學院王堯兄譯出的《薩迦世系·帕竹世系》和我譯出的野上俊靜、稻葉正就《元代帝師考》作為《十篇資料》附錄。

這部書稿最早是內部鉛印大字本，不公開發(fā)行，據民族學院教授王輔仁告訴我，他為了自己學習及教學用，曾手抄全書20多萬字一遍?！拔幕蟾锩苯Y束后，1983年先生撰寫前言并改書名為《西藏佛教發(fā)展史略》，198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我前后用心學習，讀過多遍。其中關于元代衛(wèi)藏十三萬戶、明代衛(wèi)藏地方內部情況及明室以安撫為主實施多封眾建的方針、格魯派的興起及清代達賴喇嘛與固始汗系的關系等難題，先生融會史料，嚴密論證。全書超軼前人，實為為創(chuàng)造之作。而文筆尤其雅潔流暢，顯然可見寢饋于古典的功夫甚深。民族學院教授蒙古史專家賈敬顏對我說：“要問國際水平的作品哪里有?讀這部書就是。”學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藏史專家王忠也對我說：“《宗喀巴傳論》寫得極好，王先生將重要的史料都用了。”但是，若干年后，民研所學術委員會評定職稱時，聽說有位委員批評這書正文中不注出處，故不似學術著作。殊不知當時寫作只備統(tǒng)戰(zhàn)部用，故不采考據論文的形式，也毋須詳注，且此書改名后已補上主要參考書目，若再加注，恐王先生力不能及了。從此流傳說有常鳳玄兄和我的寫作在內，事實全部是王先生著作，我倆不能著一詞，僅在他口述時，間或幫助他選擇斟酌用詞，補制藏傳佛教各派高僧世系表等。

先生此時稍閑，即要我陪他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查閱有關因明學書籍。我曾代他繕寫致西藏工委辦公廳一函請協助了解各大寺現存梵文佛經并擬借閱梵文《因明入正理論》，又擬一電稿復西藏檔案館，請代抄錄薩迦、哲蚌兩寺所藏貝葉經目錄并惠寄等。

從1963年起，到上世紀80年代，我常去民族學院宿舍大院王先生家談工作，求指示。民族學院宿舍是由梁思成先生設計的，他住在一個小單元平房里，進門就是書房兼作客廳，桌上亂放著書籍、報紙和臨寫過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字紙，王先生就終年坐在極平常的一支椅子上伏案用功。那時很少人家能安設電話，我們都是貿然造訪，先生回首見客人來，就立刻中斷研究。談工作之外，多話及學術。從這時才知道他專攻因明，用梵文、藏文、漢文互校佛經，但我于此學，迄今是外行無知，也就不懂得他于此嗜愛之深。他談到《因明入正理論》《正理滴論》等，只能勉強記住書名，完全不知其內容。一次向他請教讀佛經的入門書，他指示應讀《肇論》，我遵命展卷，仍覺義理艱深，未能讀竟。他曾說玄奘譯梵文為漢文極精確，藏族學者譯梵為藏也信實，但在表達佛家義理方面不如玄奘。對湯用彤先生(1893—1964)、呂激先生(1896—1989)在佛學上的造詣很推許，且說湯先生心如明鏡一樣，洞悉世事，只是不多說話。告訴我禪學當推馬一浮先生(1883—1967)理會最深。說季羨林先生(1911—2009)應充分發(fā)揮其梵文的專長，減少旁騖。稱譽周叔迦先生(1899—1970)在解放初出資救濟生活無著的僧尼的善行。他在回憶北大舊事時，說湯用彤先生把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曾送給胡適先生(1891—1962)，胡適竟一夜讀竟并提出己見。胡先生在課堂上講佛教史到禪宗時，有同學站起來批評說，您說了外行話。他用寥寥幾件事就表達了當年北大洋溢著老師間、師生間探討學問、尊重真理的校風。

他神態(tài)安詳，說話緩慢，對求教者，有問必答。

如同其他老輩一樣極少談自己，記得他說過是河北安新人，曾離家出走，只身來北平(今北京)，考入北大哲學系讀書。與何其芳同班。湯用彤先生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時，曾做助手，遂遍讀魏晉南北朝正史。又說年輕時好與人辯論，后來才戒掉。說體質荏弱，青年時曾患便血之疾。我雖去過他家多次，極少遇到來客，先生總是在讀書。臨寫王羲之蘭亭序似是唯一愛好。但自謙說，字寫得亂。他沒有其他業(yè)余娛樂。與人也不語生活上的事。言語也乏幽默，只有一次談到熊十力先生(1885—1968)，他莞爾一笑說：“取這名字也太我慢了?！雹倌菚r聽重要的政治報告，都要記錄，我在自己的記錄上寫“畏吾村民精校本②”，觀者說：“未必精校”，先生說：“這名字，我用，倒更合適。”

此后，1964—1965年我與常鳳玄兄等下放山東黃縣勞動兼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春返京。“文革”颶風襲來后都被迫接受審查。王先生歷史無可議之處，言論無可指摘之處，親友里無任何問題，對同事只是平淡之交。如此清白無疵，卻因是老知識分子，也難免受嚴厲的詰責，如懷疑他在抗戰(zhàn)期間參加過北平菩提學會，問為何這學會那時日偽未加封禁?又問他的人生觀是什么?王先生說，這難回答。一個人一生有許多階段，遭遇不同，思想也隨時變化，對人生看法也是如此。至于菩提學會，他說明那是一個學術型松散組織，沒有政治性質?！拔母铩敝虚L時間大家集中住宿，起居集體化，斗爭會不斷，夜中我思考明天如何發(fā)言，往往難眠，或作囈語，先生夜夜酣睡。后來集體下到河南信陽縣明港，他也隨眾前往。

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學部更名為社會科學研究院，雖說此時大家已有時間可以從容研究，但研究所的重要圖書，因戰(zhàn)備需要，還寄存在外省。政治學習，機構整頓，公益勞動占用研究人員不少時間，而久已擱置的《藏族簡史》《辭海》藏族史詞條卻要求恢復重寫。1978年2月我再度回到藏族組，年底“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自此，院、所交下的工作紛至沓來?！恫刈搴喪贰返淖珜懝ぷ饕覅⒓?。1980年王先生出任民族所民族史室主任。他多次主持藏族組會議，組織大家一起討論《藏族簡史》的寫作提綱和《辭?！吩~條初稿，實際上就是連續(xù)開小規(guī)模學術會議。李有義先生會后評論說，借此溫習舊知，啟發(fā)思考，收益不少。而我作為初學者，有幸從這里聽到先生對藏史的許多重大問題的見解。后來先生有時把會場移到家里，讓中央民族學院有關科系的同志也來討論。我想，這是先生有意培養(yǎng)后進的實驗，只不過不立名稱，不事張揚罷了。

一次，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紹明同志寄了一篇關于近代西藏史論文給社科院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刊物編輯轉致民研所征求意見，王森先生就召集全組細致地研讀討論，命我將集體的意見歸納一文答復。后來聽說該刊物主編等從此文看出這個不具名的集體，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曾打聽該組成員有誰，并記下姓名。

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科研部門應該先組織撰寫百科全書，而后再寫《辭?！?，因后者可藉前者寫得簡練準確。這個意見，換個說法，就是寫長篇易、寫短篇難。《藏族簡史》早從1958年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領導下開始寫作的，那在我到民族所之前，據說1958年—1959年時，先生就講需廣搜史料，加之以審核考據，然后動筆。對此，同仁里也有異議，聽說與另一位先生在拉薩還出現爭執(zhí)。平心而論，作為科研的程序，先生的意見是對的，但也應立足現實，多考慮社會對各民族歷史知識的渴望。況且簡史如出版，其修訂再版，甚至重寫，也不是難事?？偸且笸昝溃瑢L期延宕，適與上級的尅期成書要求相左，不知何年能夠完工。1975年《藏族簡史》列入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內。“文革”結束后民研所領導要求我們在舊稿上重新編寫。組里分配每人各應寫的章節(jié)，其中李有義先生擔任藏族的社會經濟史部分，王先生承擔中古(宋代)的藏族史部分，各有造詣，眾望所歸。關于中世紀青海藏族情況，我聽王先生說他寫出了《青唐錄》會校本，關于中世紀西藏眾教派的形成又有先生《關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資料》的著作在，應該不難。李先生初忙于譯書，后忙于準備去美國講學。王先生初慨然允諾，且召集大家每周開會一次研討全書提綱，長達3個月，后來就是不屑執(zhí)筆。我不能催促，也不知是何原因，十分為難。如先生要口述，命我如前那樣筆錄，我再忙也會竭力幫助。但先生不提出任何要求，終于不寫。他遺留的封建割據局面與藏傳佛教各派的興起部分，由常鳳玄寫出；李先生原承擔的經濟史部分也由常鳳玄與黃顥分別補足?？墒窍壬鷮Α掇o?！贰吨袊鴼v史大辭典》中關于藏史的幾條重要條文，卻是親自動筆，條條優(yōu)質。此后，《中國歷史地圖集》內部版印出后，主編譚其驤先生要求修訂，西藏諸幅出于王忠先生之筆，王忠患重疾臥床，所收集的材料又難于搜求，就委托我延請王森先生和民族學院洛桑群覺、民族所常鳳玄、黃顥、祝啟源一起閱圖，先生欣然許諾，會議在城東北隅和平里舉行，先生不辭勞累從西郊前往，提出修訂意見。因此我想，先生不肯為《藏族簡史》落筆，或有其他原因?！恫刈搴喪贰愤t至1985年才印出。

1983年后我又奉社科院之命，幫助翁獨健先生籌建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同時還兼民研所的工作，事務繁重。勞作三年，乏善可陳，原來的科研工作幾乎擱置，因此請求調離社科院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庶幾不忘舊業(yè)。

1987年4月我進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先生5月患急性胃腸炎，休克4小時，不省人事，住入醫(yī)院，因無床位，竟臥在過道中等候空床4天，我知道時，先生已病愈，我去民院宿舍看望，他仍然對初涎生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藏研中心)殷切地提出建設意見，說中心應該及時籌備資料，如搜集影印刊布古藏文抄本和梵文貝葉經；及時培養(yǎng)人才，他本人就愿意帶學生整理梵漢藏三種文本《集量論》等，我后來向藏研總干事多杰才旦轉達。藏研中心聘請他為兼任研究員，指導編輯藏研中心所藏西藏梵文貝葉經縮微膠卷目錄，他自己還對法稱著作進行過整理研究。

此后我一度應日本帝京大學邀請到那里教書，1991年春準備離開日本時，2月20日接到馬大正同志一信告知王先生已逝世了，悵惘難名。從此無緣再見到先生，聆聽教誨，成為畢生的遺憾。

王先生對我也說過，他自己不愛動筆。許多同事對他也有同樣的看法。我只知道先生在《文史知識》某期上還發(fā)表過一篇解釋玄奘西行圖上的行裝名稱的文章，但他并非“徒然的篤學”，因為很愿意把所知盡量告訴別人，我雖沒有聽過他講課，但認為他是以傳播知識為自己的天職的。如先生與我談明初藏史，偶然言及當時漢僧的文集可能流傳到日本，這啟發(fā)我在日本教課余暇，訪問公文書館、靜嘉堂文庫、東洋文庫等圖書館，搜尋史料，得以寫出關于克新、宗泐二僧事跡的文章。前面說過先生如何誠心誠意培養(yǎng)后進，他帶過唯一的研究生祝啟源，后來果然成為藏史學者；他汲引人才，如想將黃明信、王堯等藏學家調來民族所，可惜未能如愿。

若干年前，讀藏學大家伯戴克(L．Petech)悼念《衛(wèi)藏道場勝跡志》的首譯者費拉麗(Alfonsa Ferrari)女士的話，說：“她的嚴格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無情的自我批評習慣，也許是多產的阻礙，卻保證了她愿意發(fā)表的幾篇文章，無一不具備最高的學術水平?！蔽蚁肫疬@適用于先生。

先生謝世后6年，1997年冬，我才讀到張中行先生的散文名作《流年碎影》，其中《同學點滴》一篇內，也提到王森先生。說先生性格“沉靜溫厚”，在自己的友人里，講學問，說得上“實在”兩個字的，只有他一位。又說“他專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會用到的，肚子里裝得很多而很少拿出來”。這讓我想王先生高深的品節(jié)學問，終其一生，寂寞無聞，只有這一段，僅490字，或能藉此為世人所知，未免太遺憾了。但張中行先生文章開頭就把王森先生與其大學同系同班的何其芳先生對比，說，王與何不同，王“不只早年，是直到蓋棺論定，也沒改行”，對我卻是極大的啟發(fā)。我才悟到王先生的特立獨行。他從大學讀書到離開塵寰一直堅持因明學的研究，只要一息尚存，就窮究不舍。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的干擾，經濟生活的困窘，人際關系的緊張，自己的體弱多病，都未能絲毫動搖其志愿。他很少交游，不求聞達，安于寂寞，從來沒有炫耀過自己的才學和業(yè)績，連發(fā)表過及寫過什么文章也不對人說，竭力維護一個略微安定的小環(huán)境，節(jié)約有限的時光，在一冷門學術上深造極詣，遠紹清儒?？笨紦膶崒W，承繼五四以來科學研究的傳統(tǒng)，以發(fā)揚中華的博大精深文化為己任。如此，就須“有不為而可有所為”。前面說的他未執(zhí)筆寫《藏族簡史》有關章節(jié)，除體弱難于堅持又新加指導研究生任務外，或與他在這方面考慮有關。

回想我從1960年到民研所后同先生在一起的短暫時光，他與許多先生都對我這樣一度以言語獲罪，名載另冊的后學，向無歧視，而當史學界廣泛地流行關于民族的定義、漢族形成時代等理論問題的討論時，蔚為時尚時，所內有人諷刺我年紀老大，“什么也寫不出來”，王先生卻說：“你們要給他時間，容許他逐步走上藏學研究的道路?！睘槲医忉專Ｇ笳徑?。這樣藹然仁者之言，任何人聽到都會心存感激，何況我這樣在追求學問一途上歷經曲折的人。先生囑咐我要學好藏文，但不要以為在藏文文獻里有像《資治通鑒》這樣的著作；在我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工程中，業(yè)余自修了德語，先生聽了我自述，說，“要是繼續(xù)學藏文就好了”。他還對我說“做學問貴在能有疑惑，發(fā)現問題，這就走上深造的途徑，但于某領域內知識基礎不廣闊不牢固，也不能發(fā)現問題”。這些告誡在我這樣移情雜學泛濫無歸的人身上竟未多起作用，晚年才認識先生專一不舍的治學是我早應效法的楷模，然良時已逝，何可攀援，每想到這里，就覺得十分愧對先生。

201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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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佛經，佛具有十種智力。慢謂固執(zhí)自我，傲慢自負。

②中央民族學院及教職員工宿舍所在地名魏公村，舊名畏吾村，清末猶用此名，東有明代文學家李東陽墓，見震鈞（1857—1918）《咫尺偶聞》卷9。

（作者：鄧銳齡      摘自：《中國藏學》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