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碩、鄒立波：我國藏族史研究七十年

藏族史研究是藏學的主干，也是藏學研究的基礎和重要體現(xiàn)。我國傳統(tǒng)的藏族史研究源遠流長?，F(xiàn)代學術意義的藏族史研究則發(fā)軔于20世紀初。這些均成為1949年以來藏族史研究的重要基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藏族史研究領域以我國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形成為基本脈絡，運用唯物史觀，逐步建立起以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框架。相關著作、論文成果豐碩，成就斐然，在國際藏學界已占有越來越重要和不可忽視的地位?？偨Y與回顧我國七十年間藏族史研究歷程，可厘清、反省藏學領域發(fā)展的總體趨勢和經(jīng)驗得失，有助于進一步推動藏族史及藏學研究的整體發(fā)展。由于相關論著數(shù)量龐大，內(nèi)容豐富，本文將主要以漢文藏族史研究著作為綱，特別是通史、斷代史和專題史著作，以相關論文為輔，試對我國七十年藏族史研究發(fā)展脈絡作一個大致的梳理與回顧。因牽涉面廣，難免掛一漏萬。不足之處，祈予批評指正。

一、1978年以前的藏族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如何編寫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成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藏學家李有義早在1951年就撰文指出：“民族史是（中國）通史的一部分”，強調(diào)少數(shù)民族史研究“應當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注重不同史料的搜集整理，促進民族互助團結。[1]

20世紀50年代，為響應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配合由全國人大牽頭組織實施的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與民族識別工作，編撰少數(shù)民族歷史成為一項迫切而重要的任務。在此背景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開始陸續(xù)組織編寫《少數(shù)民族史志叢書》。1963年出版了首部全面勾勒藏族歷史的《藏族簡史（初稿）》。[2]但該書最終的完善是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改革開放以后，由柳陞祺、鄧銳齡、常鳳玄、李鳳珍、黃顥等著名藏學家共同組成的編寫組，對《藏族簡史（初稿）》進行了全面修訂增改，并于1985年正式出版《藏族簡史》。[3]這是首部以唯物史觀和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立場編撰的藏族通史。該書的藏族史發(fā)展序列基本吸納、參照中國歷史分期，以鴉片戰(zhàn)爭、五四運動為分界。吐蕃史、西藏與祖國關系史、帝國主義侵藏史、西藏封建農(nóng)奴社會特點和藏族反帝反封建革命史成為該書的特色內(nèi)容。[4]《藏族簡史》的編撰初步構建起1949年以后史學界書寫藏族史的框架體系，開啟了把藏族歷史置于中國歷史的整體發(fā)展脈絡進行研究的范式。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吐蕃史、漢藏關系史等領域受到一定關注。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具有代表性，大量征引漢藏文獻資料，詳盡增補考證唐蕃交流關系和吐蕃史實。[5]

此外，1978年以前，藏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的廣泛開展也積累下大量珍貴的藏族歷史基礎性資料。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時期藏族史研究領域并不活躍，成果數(shù)量較少，有份量的學術著述不多。

二、1978-2000年藏族史研究的發(fā)展狀況

改革開放后，藏族史研究面貌煥然一新。隨著各類藏學研究機構相繼成立，一批藏學專業(yè)學術刊物的創(chuàng)辦以及國內(nèi)外藏學領域?qū)W術交流活動的逐步展開，學術論著數(shù)量開始呈現(xiàn)井噴式增長。根據(jù)對《中國藏學論文資料索1872-1995》、《中國藏學論文資料索引1996-2004》所列條目及論文選題的粗略統(tǒng)計分析，[6]1978-2000年間藏族史研究總體上呈現(xiàn)良好態(tài)勢。藏族族源、吐蕃史、元明清治藏史等成為研究熱點，占論文總量的多數(shù)。相對而言，近代及民國時期的藏族史研究顯得較為薄弱、遲滯，尚處于起步階段。

（一）通史

藏族史研究的日漸活躍推動了通史類著作的編撰。1985年正式出版《藏族簡史》，在編寫體例、范式和系統(tǒng)上均具有開創(chuàng)性，成為許多初入藏學領域的年輕學人的必讀參考書。隨著不同歷史時段基礎研究的累積與深入，從長時段角度闡述藏族歷史發(fā)展整體面貌和特征的通史類著作連接涌現(xiàn)出來，并各具特色。

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雖屬普及性知識讀物，但主要采取專題式框架來敘述藏族歷史發(fā)展輪廓，其中宗教史內(nèi)容相對較多，且較早運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討古代藏區(qū)的社會形態(tài)，因通俗易讀，對普及藏族史知識影響甚大。[7]黃奮生《藏族史略》最初完成于20世紀50年代初，1985年修訂出版。其撰寫原則、時代分期和框架安排基本與1985年修訂后的《藏族簡史》相仿，雖藏文史料運用稍顯薄弱，傳統(tǒng)史學寫作取向明顯，但是內(nèi)容有較大補益，顯得更為系統(tǒng)、詳盡和全面。[8]數(shù)年后，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編撰的三卷本藏文版《西藏簡明通史》成為繼修訂版《藏族簡史》之后備受史學界重視的藏族通史著作。[9]該書對百余種藏文史籍廣征博引，分析嚴謹，通俗易懂，資料價值和學術價值較高。該書編撰體例既兼顧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府政治關系發(fā)展，又從藏文史料出發(fā)，突破元明清的朝代分期，改以西藏地方政權發(fā)展脈絡為主線，分為西藏分裂時期、薩迦政權統(tǒng)治時期、帕竹政權統(tǒng)治時期、甘丹頗章政權統(tǒng)治時期。后來用藏文寫作的藏族通史大多遵循、采用這一編撰框架。與普通通史類著作有別，石碩的《西藏文明東向發(fā)展史》另辟蹊徑，從西藏文明的地緣文化背景及其自身內(nèi)涵和客觀發(fā)展需求角度，系統(tǒng)探討歷史上西藏與中原關系的形成問題，以及西藏文明東向發(fā)展趨勢、原因和必然性。[10]該書集通史和專題史于一體，問題意識突出，視角新穎，在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研究領域提出了“新視角、新思路和新觀點”，被認為是“我國藏學界出版的一部高水平的學術專著”。[11]

通史類著作是藏族史研究整體水平的重要體現(xiàn)。1978-1990年間隨著藏族史整體研究水平和資料基礎的不斷提升、完善，藏族通史類著作的編撰也朝著越來越多元化、細致化和專題化方向演進。

（二）斷代史

在斷代史中，吐蕃史研究成為熱點，應得益于20世紀80年代王堯、陳踐譯注的《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等古藏文系列文獻，以及蘇晉仁、蕭鍊子等校注《<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證》《通鑒吐蕃史料》等一批文獻史料的整理出版。吐蕃軍政制度、唐蕃和戰(zhàn)關系、青藏高原早期部族等均成為吐蕃史研究的重點內(nèi)容。許多學術空缺、薄弱環(huán)節(jié)得到填補和研究。一批頗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如《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吐蕃王國的興衰》《絲綢之路·吐蕃卷》《吐蕃政教關系史》等先后出版。[12]吐蕃史研究的興起與繁榮使一批學者開始認識到運用藏、漢文史料相互參證的重要性。這一時期，藏文文獻與漢文文獻的充分結合，成為藏族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以王堯、恰白·次旦平措、巴桑旺堆、楊銘、陳楠、張云等為代表的吐蕃史研究者，在充分利用藏、漢兩種史料相互參證治史方面作出了表率，相繼發(fā)表了不少有開拓性的學術論文。[13]

與此同時，后弘期藏文史籍和漢文史料的整理、譯注及輯錄出版也漸成高潮。劉立千、黃顥、郭和卿、王沂暖、陳慶英、吳豐培、顧祖成、索文清等大批學者，均在藏文史料譯校、漢文史料的輯錄方面貢獻卓著。[14]現(xiàn)今常見的藏文史籍漢文譯本大多在這一時期譯注、刊印。時間跨度從宋元至清末，與整理出版的漢文史料大致相仿。

漢藏文獻史料翻譯與整理出版極大拓展、推動了斷代史研究，陸續(xù)產(chǎn)生了祝啟源《唃廝啰——宋代藏族政權》、劉建麗《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等拓荒性研究成果。[15]張云《元代吐蕃地方行政體制研究》至今是關于元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的扛鼎之作。[16]王啟龍《八思巴生平與<彰所知論>對勘研究》是有關八思巴生平、造論緣起及文本對勘深入研究的學術專著。[17]陳慶英、仁慶扎西、沈衛(wèi)榮、張云等的系列論文則深入探討了元代西藏行政體制、帝師制度、蒙藏政教關系等。[18]顧祖成《明清治藏史要》、尹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對明代治藏政策、漢藏關系等作了系統(tǒng)探討。[19]明代藏族史研究以鄧銳齡、王獻軍有關明代中央與烏思藏政教聯(lián)系、帕木竹巴政權的研究引人注目。[20]清代是藏族斷代史研究的重點，涉及內(nèi)容較廣，以清代前期的治藏政策、政治事件居多，如吳豐培等《清朝駐藏大臣制度的建立與沿革》、曾國慶《清代藏史研究》。[21]成崇德、張世明《清代西藏開發(fā)研究》對清代西藏經(jīng)濟、資源開發(fā)歷史進程作了全面梳理。[22]吳豐培、趙云田、張羽新、李鳳珍等學者在從邊疆治理角度考察清代藏族歷史演變方面也卓有貢獻。[23]民國時期的西藏政治史以喜饒尼瑪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系列論文頗具開創(chuàng)性，之后結集出版的《近代藏事研究》成為民國時期藏族史研究的早期代表作。[24]

（三）專題史

族源問題是探討藏族歷史的起點，關系到如何認識藏族起源、形成及其與周邊其他民族與文化的關系。改革開放初期，藏族族源成為漢、藏學者共同參與討論、激烈爭論的一個研究熱點。有關藏族歷史的早期研究也多涉及藏族族源問題。從民國時期起，藏族族源的爭議已有土著說、南來說、北來說和西來說等。其中北來的“西羌說”影響最大，藏族源于西北甘青古羌人的觀點曾被學界廣泛采納。隨著昌都卡若遺址的發(fā)掘和族源研究的深入，藏族族源問題的研究逐步擺脫單純依賴文獻史料的模式，轉(zhuǎn)而以文獻史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志資料等多重證據(jù)結合，從而進一步深化了藏族起源及其與周邊民族之間歷史淵源關系的認識。格勒《論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與周邊民族的關系》是結合歷史學、考古學和民族學相關資料研究藏族族源的早期代表作。[25]在藏族族源“西羌說”之外，逐步形成藏族族源“多源”的觀點，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學界對藏族族源的認識。

早在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初，王森對西藏佛教教派源流、東嘎·洛桑赤列對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均分別運用藏、漢文獻史料展開研究，在這方面，王森《西藏佛教發(fā)展史略》、東嘎·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樹立起嚴謹、實證研究藏族專題史的學術典范，至今被學術界推崇為權威著作。[26]陳慶英《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尹偉先《維吾爾族與藏族歷史關系研究》是這一時期研究蒙藏政教、維藏文化交流及民族關系史的代表作。[27]宗教史研究議題駁雜，大多論述藏傳佛教、苯教傳播發(fā)展及各教派源流、宗教人物評述，王輔仁《西藏佛教史略》、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等均是這方面的代表作，[28]較好呈現(xiàn)了藏傳佛教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與輪廓。蒲文成《覺囊派通論》、班班多杰《藏傳佛教思想史綱》等對覺囊派、藏傳佛教哲學思想史的研究也頗具開拓之功，[29]深化和拓展了藏族宗教史的研究。帝國主義侵藏史是近代藏族史領域的一個重要專題。周偉洲、伍昆明、胡巖、房建昌等學者的著述最豐，其中周偉洲《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伍昆明《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等專著卓有建樹。[30]周偉洲主編的《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更是集眾家研究之長，注重漢、藏、英、俄等多語種第一手檔案資料的運用，客觀、公正的再現(xiàn)了近代中外藏事交涉下的西藏歷史。[31]王恒杰《迪慶藏族社會史》、雀丹《嘉絨藏族史志》、陳光國《青海藏族史》等則是這一時期區(qū)域史研究的專著。[32]

總體而言，1978-2000年的藏族史研究，研究領域不斷擴大，議題日趨廣泛，在諸多領域取得了不少拓荒性的學術成果，起到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同時，藏族史研究與藏漢史料的譯校整理往往相得益彰，相互促進。

三、近二十年藏族史研究的發(fā)展與繁榮

進入新世紀以來，藏族史研究日新月異。史料的整理出版蔚為大觀，專題史研究持續(xù)拓深，國內(nèi)外學術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在諸多領域取得重要進展。從歷年《中國藏學年鑒》等統(tǒng)計資料看，[33]藏族古代史研究日趨成熟，開始傾向于以多語種文獻為史料基礎，在研究路徑、問題意識、觀點等方面均有較大拓展和創(chuàng)新，并開始汲取和借鑒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地理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的視野與方法。同時，近代藏族史、區(qū)域史的研究不斷繁榮，對藏族歷史的整體認識進一步深化。民國時期藏族史研究日漸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國邊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題材、不同類型的專題史、區(qū)域史著作接連問世。推陳出新是近二十年藏族史研究不斷深化、繁榮的一個重要特點。

（一）通史

作為“中國邊疆通史”叢書之一，陳慶英、高淑芬主編的《西藏通史》是對以往漢文版西藏通史著作修史內(nèi)容、書寫取向的修訂、補充和完善。[34]參與撰寫者多是在各斷代史領域較有成績的知名學者。其時代分期沿用傳統(tǒng)的石器時代、吐蕃王朝、割據(jù)時期、元明清、民國時期劃分方式。盡管因篇幅所限，史實梳理較粗略，且以政治史為主，但專章設置中對各時段宗教文化、社會經(jīng)濟狀況的敘述則較為詳細。

近二十年藏族通史方面的最大成就要數(shù)多卷本《西藏通史》的編撰與出版。2003年國家財政專項撥款、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牽頭組織和實施的大型《西藏通史》編撰工程正式啟動。這部由國內(nèi)（包括臺灣地區(qū)）近百位藏學專家共同參與、通力合作，歷經(jīng)14年完成的《西藏通史》，包括了“早期卷”“吐蕃卷”（上、下兩卷）“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上、下兩卷）“民國卷”（上、下兩卷）“當代卷”共8卷13冊，于2016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正式出版?！段鞑赝ㄊ贰肥且徊盔櫰拗疲瑸橹叭魏伟姹净蝾愋偷摹拔鞑赝ㄊ贰彼鶡o法比擬。這套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于西藏歷史的建樹與學術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1.首次完整、清晰地勾勒和呈現(xiàn)了西藏的整體歷史面貌與發(fā)展脈絡；2.全面、清晰地勾勒和呈現(xiàn)了西藏地方在各個時期與祖國內(nèi)地及中華各民族在政治、經(jīng)濟、宗教、文化上的密切依存關系；3.全面、深入地勾勒和呈現(xiàn)了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歷史脈絡；4.是認識和了解西藏歷史、社會、宗教、文化的一部融知識性、綜合性和學術性于一體的百科全書。[35]《西藏通史》堪稱我國藏族史領域集大成之巨著，是新時期中國藏學研究整體實力和研究水平的集中體現(xiàn)，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學術意義。

（三）斷代史

吐蕃史研究仍成為熱點。因《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和國內(nèi)藏敦煌藏文文獻等的陸續(xù)影印出版，吐蕃兵律文書殘卷的發(fā)現(xiàn)，唐蕃古道、藏東吐蕃遺跡等考古資料的發(fā)現(xiàn)，吐蕃史研究開始從唐蕃關系、吐蕃政權軍政建置等傳統(tǒng)議題，逐漸擴展到高原絲綢之路、苯教儀軌、佛教經(jīng)典、古藏文寫本、摩崖造像、法律制度、醫(yī)藥、文學、軍事等各個方面。學術著述甚豐，新見迭出，并形成了老中青結合的吐蕃藏文文獻研究的學術梯隊。巴桑旺堆論文集《吐蕃歷史文獻研究論集》著重研究吐蕃碑刻、兵律、古藏文寫本及《韋協(xié)》等；楊銘《唐代吐蕃與西域諸族關系研究》《吐蕃統(tǒng)治敦煌與吐蕃文書研究》對吐蕃統(tǒng)治政策、吐蕃文書等問題進行了諸多細致研究；臺灣學者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玉帛干戈：唐蕃關系史研究》是長期研究吐蕃政治制度、歷史事件的成果結晶；陸離《吐蕃統(tǒng)治河隴西域時期制度研究》以新材料、新問題、新見解提升相關領域的研究水準；才讓《菩提遺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解讀》對敦煌藏文佛教寫卷進行深入解讀與研究，頗見功力；黃維忠《8-9世紀藏文發(fā)愿文研究》著力頗深，聚焦于敦煌古藏文文獻特殊文種的專題研究；張延清《吐蕃敦煌抄經(jīng)研究》從抄經(jīng)角度研究敦煌藏文文獻的形成、利用過程；任小波《吐蕃時期藏譯漢傳佛典<善惡因果經(jīng)>對勘與研究》堪稱吐蕃史領域青年學人的代表作，等等。[36]因史料及藏文文獻的特殊性質(zhì)，吐蕃史研究仍能起到引領藏學界廣泛、深入運用藏文文獻之學術潮流的重要示范作用。

與吐蕃史研究相比，吐蕃王朝崩潰后10-13世紀的藏族史研究相對薄弱。除對宋代西北吐蕃社會史及其與周邊政權關系等略有展拓外，議題仍多停留在唃廝啰政權、宋蕃關系等層面，其中以湯開建《宋金時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齊德舜《唃廝啰家族世系史》等著作較為重要。[37]元明時期藏族史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在治藏制度、政治事件、宗教管理、朝貢貿(mào)易、漢藏佛教文化交流、藏區(qū)歷史地理等領域取得不少突破。張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對元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作了新的解讀和推進。[38]陳楠《明代大慈法王研究》、拉巴平措《大慈法王釋迦也先》利用零散的藏漢文獻史料研究明代漢藏關系史上有特定政教地位的藏傳佛教高僧，彌補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缺環(huán)。[39]鄧前程《一統(tǒng)與制宜：明朝藏區(qū)施政研究》是對明代治藏政策、漢藏關系等研究的持續(xù)推進和深入。[40]總體來說，囿于文獻史料的限制，從吐蕃以后的分裂割據(jù)到帕木竹巴統(tǒng)治時期，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研究成果相對偏少，尚有待于進一步的開拓。

清代藏族史繼續(xù)成為研究重點，論著頗豐。這與大量中外文檔案文獻的刊行以及清史研究領域的活躍有密切關系。一大批漢文、滿文、藏文、蒙文清代檔案史料陸續(xù)面世，如《清代西藏地方檔案文獻選編》《清內(nèi)閣蒙古堂檔》《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編》《六世班禪朝覲檔案選編》等，以及官修方略、志書、游記等和各類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成為清代藏族史研究新的資料基礎。多樣化的專題研究開始填補諸多研究空白。研究的內(nèi)容日益廣泛，包括早期滿藏關系、清代治藏制度、藏區(qū)政教關系、蒙藏關系、西藏邊臣和邊吏、邊茶貿(mào)易、青海盟旗、藏區(qū)軍務、藏區(qū)地理、漢藏文化交流、喜馬拉雅宗藩等等。多語種文獻互證成為清代藏族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鄧銳齡《清前期治藏政策探賾》、扎洛《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在運用滿文、藏文、漢文、蒙古文、英文等多語種史料進行扎實考證研究方面尤為典型。[41]蘇發(fā)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趙心愚《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張羽新《清代治藏典章研究》、尕藏加《清代藏傳佛教研究》、李鳳珍《清代西藏郡王制初探·讀清史札記》、劉鳳強《清代藏學歷史文獻研究》、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央珍《西藏地方攝政制度研究》等，均是這一時期清代藏族史研究的重要著作。[42]鑒于清代藏滿蒙關系的重要性，清代藏族史研究與清史研究很大程度呈現(xiàn)出合一趨勢。從清朝歷史總體框架來認識西藏歷史，成為清代藏族史研究的一個特點。

這一時期近代藏族史研究也有長足發(fā)展。這首先得益于一大批漢、藏文和英文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從20世紀90年代起，與藏事相關檔案文獻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進展，先后出版了《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民國時期西藏及藏區(qū)經(jīng)濟開發(fā)建設檔案選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存西藏和藏事檔案匯編》《民國藏事史料匯編》《民國時期西康資料匯編》《西藏地方志資料集成》《民國時期藏事問題英文檔案選編》《英國外交部涉藏檔案選譯》等等。[43]另外，檔案館檔案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換，也為學者檢索、運用浩如煙海的檔案文獻提供諸多便利。這些均為須借助檔案文獻的近代藏族史研究提供了基礎。

近代藏族史研究主要以清末民國時期西藏及川邊康區(qū)政治史為重點，并以中央政府治藏措施為主，如《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西藏百年史研究》以檔案資料為依據(jù)，從長時段視角深入研究清代以來的西藏治理問題。[44]趙云田、扎洛、羅布、孫林、陳崇凱等的學術論文從不同角度考察了清末駐藏大臣張蔭棠、聯(lián)豫在西藏推行新政舉措的成敗及原因。[45]扎洛、盧梅等有關清末康區(qū)法制改革、晚清康區(qū)改流中制度性選擇的論文引人關注。[46]進入新世紀以后，民國時期藏區(qū)政治史成為研究熱點。喜饒尼瑪、郭卿友、祝啟源、孫宏年、任新建、王川、徐百永、黃天華、王海兵等對民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及機構、涉藏政治人物、西藏貴族政治、康青藏劃界、康藏糾紛、班禪返藏、西康建省等議題的研究均卓有建樹，代表性專著有郭卿友《民國藏事通鑒》、祝啟源等《中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次仁央宗《西藏貴族世家19001-1951》、王海兵《康藏地區(qū)的紛爭與角逐1912-1939》、黃天華《邊疆政制建置與國家整合：以西康建省為考察中心》、徐百永《國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實踐與檢討》、王娟《化邊之困：20世紀上半期川邊康區(qū)政治、社會與族群》等等。[47]部分從事中國近代史、政治史研究的學者如陳謙平、張皓等亦不同程度參與到此領域，加之中青年學者表現(xiàn)活躍，均拓寬和豐富了近代藏族史研究的視野與方法。

（三）專題史

青藏高原考古新發(fā)現(xiàn)、藏文史料發(fā)掘與多學科交叉研究等因素，使藏族族源研究日益轉(zhuǎn)向藏族早期文明史的研究視野。內(nèi)容從單一族屬探討趨向綜合考察，重要學術著作有《考古發(fā)現(xiàn)與西藏文明史》《藏族族源與藏東古文明》《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等。[48]作為藏族早期文明的組成部分，象雄文明的研究日益受到關注，才讓太、霍巍、張云、阿旺嘉措、劉潔等學者均在此領域取得頗具份量的學術成果。[49]

近年來藏族宗教史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大量傳記、文集等藏文古籍的整理出版，《藏文大藏經(jīng)》的對勘、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等稀見史料的影印問世，以及美國藏傳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簡稱TBRC）等數(shù)字資源的共享開放，激發(fā)和推動了藏傳佛教傳播史、教派史、苯教、人物生平、活佛轉(zhuǎn)世、政教關系、哲學思想、密教文獻、儀軌文本、漢藏民間信仰交流等領域的廣泛研究。蒲文成《青海佛教史》填補了安多地區(qū)藏傳佛教發(fā)展史的學術空白，帶動了區(qū)域宗教史的研究。[50]傳統(tǒng)的教派史主題發(fā)生一定改變，研究主題和視角更趨多元化。才讓太等《苯教史綱》、頓珠拉杰《西藏本教簡史》、同美《西藏本教研究：岷江上游本教的歷史與現(xiàn)狀》、沈衛(wèi)榮編著《他空見與如來藏：覺囊派人物、教法、藝術和歷史研究》等均致力于對苯教、覺囊派等非主流教派歷史的縱深研究。[51]沈衛(wèi)榮是倡導、踐行以語文學方法，對佛教史、密教文本對勘研究卓有成績的學者，代表著作有《西藏歷史和佛教的語文學研究》《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編》《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等。[52]可以說，藏文宗教文獻和文本的對勘、分析和解讀已成為藏族宗教史研究取得進展與突破，進而與國際藏學界對話的重要學術路徑。

中外西藏問題交涉研究是近代帝國主義侵藏史的延續(xù)和擴展。英國外交部和印度事務部檔案、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尼泊爾國家檔案與2017年《俄國與西藏：俄國檔案文件匯編（1893-1914）》等的開放、編譯出版，以及政治學、社會學等方法的引入，均推動了對近代帝國主義侵藏活動、西藏主權問題等的研究。中英涉藏問題交涉、英俄涉藏角逐、“西姆拉會議”、英印侵藏活動等成為集中探討的主題。伍昆明、呂昭義、陳謙平、馮明珠、張皓、張永攀、梁俊艷等學者均從不同視角撰著出版了頗具新見的學術專著。[53]近代美國、日本、俄國、德國、尼泊爾等涉藏事務研究，以胡巖、張皓、秦永章、趙光銳、張永攀等的研究論文為主，學術專著則有《日本涉藏史》。[54]圍繞中外西藏問題交涉的研究，也從政治史、外交史逐步轉(zhuǎn)向包括社會、文化等層面的更為多樣化的視角。

在藏族史研究中，除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研究受到重視，如《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55]近二十年來藏族區(qū)域史、民族關系史研究也日漸活躍，出現(xiàn)了趙心愚《納西族與藏族關系史》、楊福泉《納西族與藏族歷史關系研究》、蒲文成等《漢藏民族關系史》、楊作山《回藏民族關系史》、石碩《藏彝走廊：文明起源與民族源流》、曾現(xiàn)江《胡系民族與藏彝走廊——以蒙古族為中心的歷史學考察》、鄒立波《明清時期嘉絨藏族土司關系研究》等專著，以及按照行政區(qū)劃編撰的區(qū)域通史類著作，如次旦扎西等《西藏地方古代史》、許廣智《西藏地方近代史》、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話》、丹曲等《甘肅藏族史》、洲塔《甘肅藏族通史》、先巴《青海藏族簡史》、任新建主編《四川藏區(qū)史》等。[56]這些著作從不同側面展現(xiàn)了藏族歷史的區(qū)域性差異，及藏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豐富了對藏族史的整體認識。

以《蒙藏關系史大系》《藏族文化發(fā)展史》為代表的著作具有專題史性質(zhì)，開拓和豐富了藏族史研究的多元面向。類似專題通史著作還廣泛涉及西藏歷代邊政邊臣、政教制度、活佛轉(zhuǎn)世、經(jīng)濟、軍事、史學、漢藏工藝美術交流、新聞傳播、藏醫(yī)藥、藏傳佛教藝術、城市史、資源開發(fā)、建筑、天文歷算、音樂、美術、服飾、婦女口述、西藏百年口述史等眾多領域。[57]專題通史使得藏族史研究漸漸擺脫政治史、宗教史的研究局限，為新時期藏族通史著作的完整編纂打下堅實的鋪墊。

四、七十年藏族史研究的幾個特點

回顧七十年來的藏族史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1.無論是通史、斷代史和專題史的研究，均緊緊圍繞我國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以及熔鑄中華民族歷史共同體的敘述框架，構建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藏族史研究框架體系，開創(chuàng)并形成了把藏族歷史置于中國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歷史的整體發(fā)展脈絡中進行研究與書寫的范式。

2.七十年來，我國的藏族史研究經(jīng)歷了從簡單、粗略與籠統(tǒng)，逐步向細致、精深和多元化方向轉(zhuǎn)變的發(fā)展歷程。特別要強調(diào)的是，七十年來藏族史研究不僅成績斐然，而且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這著重體現(xiàn)在：多學科、多語種研究方法日益普及和受到重視；大批藏族學者參與到藏族史研究領域，并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在國內(nèi)外受過良好學術訓練、能夠進行多語種閱讀的各個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年輕學人不斷參與到藏族史和藏學研究領域之中，成為該研究領域得以不斷壯大的新生力量；藏族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以及專題化、多樣化、精細化趨勢的日益加強，研究的思路、視野也日漸開闊和豐富。這些均為新時代藏族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與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3.從七十年藏族史研究的發(fā)展脈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事實——藏族史研究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藏文、漢文、蒙古文等多語種史料及檔案文獻的整理、翻譯和出版。20世紀80年代，由于敦煌藏文寫卷以及一大批吐蕃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翻譯出版，促進了吐蕃史研究的興起與繁榮。近年來，由于清代至民國時代藏文、滿文及蒙文藏事檔案的整理、翻譯出版，則有力促進和推動了清代、民國時期有關西藏和藏族歷史的研究。事實上，藏族史研究領域的每一次實質(zhì)性進展，都是以史料文獻的整理、翻譯、出版為前提。雖然史料學本身并不等于歷史學，但史料對于歷史研究所起的基礎與帶動作用顯然不容忽視。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基本史料建設的進一步規(guī)?；⑾到y(tǒng)化以及多語種史料查閱使用日益便捷，有關西藏歷史及藏族史的研究一定會獲得持續(xù)、穩(wěn)定的發(fā)展與繁榮。

藏族史研究一直是藏學研究的主干和基礎。藏族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發(fā)展也直接促成了藏學研究水平的提升與繁榮。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的問世，正是采國內(nèi)外眾家之長、集國內(nèi)學者之力的結果。同時，大型多卷本《西藏通史》也成為認識和了解西藏歷史、社會、宗教、文化的一部融知識性、綜合性和學術性于一體的百科全書。我們相信，我國藏族史研究在自信、開放和共享的學術環(huán)境中必將迎來更為廣闊、繁榮的發(fā)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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