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學研究芻議

發(fā)布時間:2021-11-12 14:28:26 | 來源: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 作者:多杰才旦 | 責任編輯:

西藏社會科學院在黨的六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在自治區(qū)黨委的直接領導下,經(jīng)過兩年多的積極籌備,即將正式成立。在社會科學陣地上,她只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必將在各方面的關懷和幫助下茁壯成長。對于研究西藏學的同行們,這無疑是一個喜訊?;仡櫵Q生的歷程,充滿著障礙和挫折。在百萬翻身農(nóng)奴稱贊為西藏黃金時代的6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qū)黨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就曾經(jīng)考慮并積極籌劃建立西藏社會科學研究園地,但不幸出現(xiàn)的十年內(nèi)亂,把她窒息在母腹之中。那時研究西藏被列為禁區(qū),是復辟的代名詞。隨著黨的歷史的偉大轉折,特別是黨中央對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如受到甘露般的滋潤,使她得以起死回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

作為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的社會科學院,首先要有一個明確而毫無隱晦的指導思想,這是毋庸回避的一個核心問題。有些人口頭上雖企圖否認這一點,但實際上卻是在某種思想指導下進行其學術活動,這是客觀事實。我們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切科學工作者的行動指南,也是我院的指導思想。這并不是要人們生吞活剝地抄錄其中的某些詞句,而是要運用它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指導我們的科研活動。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一部偉大的歷史文獻,對我黨60年,特別是新中國成立32年來極其偉大復雜的戰(zhàn)斗歷程,作出了科學而精辟的總結,是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強大思想武器的光輝典范。我們不僅要認真學習《決議》的基本結論,統(tǒng)一我們的思想,而且要用《決議》的理論和方法來指導我們的科研工作,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系統(tǒng)而又全面地研究西藏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和現(xiàn)狀,探索其特點和規(guī)律,作出合乎科學的論斷,并以自己研究的成果,促進和加強民族團結,鞏固祖國的統(tǒng)一,促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直接或間接地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服務,這就是我們建院的方向和使命。

西藏學是一門新學科。迄今為止,我們對西藏歷史和現(xiàn)狀的了解還很不全面,很不系統(tǒng),并且我們研究西藏學的隊伍也才剛剛組建,大量史料還有待發(fā)掘和集中。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應要把科研人員的培養(yǎng)和資料的搜集整理,作為我院的主要任務。只有把基礎打好,才有可能建起科研的大廈。今天下苦工夫打基礎,正是為了明天大踏步前進。

我們西藏社會科學院是個學術研究單位,其性質明確規(guī)定: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基礎上,貫徹執(zhí)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促進學術園地的繁榮和理論水平的提高。學術上不同的流派和見解是客觀存在,讓其見解充分發(fā)表,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去探討,十分有助于對問題從縱向和橫向方面進行深入研究,這是科研部門應持的嚴肅態(tài)度,也是科研部門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表現(xiàn)。至于在學術研究中出現(xiàn)的某些片面性甚至錯誤,也是很難避免的客觀事實,無需大驚小怪。辨明是非的正確辦法,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包含著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重要內(nèi)容。采取疏導的方法和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擺事實,講道理,充分交換意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我們深信,只要是愿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人,最終會找到共同的語言。至于某些新的觀點、論斷等,一時不被人們所承認并受多方責難的事,在學術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現(xiàn)在和今后仍會發(fā)生,那只有讓新的發(fā)現(xiàn)和實踐去檢驗其正確與否。允許各自保留意見,在學術的百花園中各自去爭芳競艷吧!

今天的西藏是昨天西藏的發(fā)展。要實事求是地科學地認識昨天和今天的西藏,一定要付出極為艱苦的勞動,也需要一定的時間。這里談幾點個人的淺見,以就教于研究西藏學的同行。

西藏民族是中國境內(nèi)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與其他許多民族一樣,在偉大祖國的締造與發(fā)展過程中,盡了自己的光榮職責,創(chuàng)造了豐富燦爛的文化。遠在七百多年前,西藏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加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在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和漢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間的友好關系是主流,西藏地方同歷代中央政權的關系也是密切的。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出現(xiàn)過曲折,甚至關系不正常的情況。這種歷史現(xiàn)象,也曾出現(xiàn)于許多國家的發(fā)展過程中,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這種歷史現(xiàn)象呢?應該從我國包括西藏當時總的社會狀況、生活環(huán)境中去探索其本質原因。在我國處于封建社會時期,地域之間交通閉塞,除漢族之外,在北方和有些地方都曾經(jīng)多次出現(xiàn)由其他較強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從這些總的社會狀況來考察分析,中國歷史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封建割據(jù)也就不足為怪了。鴉片戰(zhàn)爭以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侵入我國,也逐步侵入西藏地方,并進行了各種欺騙和挑撥,在西藏豢養(yǎng)出一小撮分裂主義分子,到20世紀初葉出現(xiàn)的一股西藏“獨立”的逆流,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產(chǎn)物,這才是問題的本質。尊重歷史的人們緊緊地把握住這個本質的原因,才算找到打開西藏近代史之門的鑰匙。在歷史已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今天,如果再把歷代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關系說成是什么“施主”和“被供養(yǎng)者”的關系,不是不懂歷史,就是有意無意歪曲歷史的本來面目,重唱了帝國主義和分裂主義分子的老調(diào),違背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

在已知的西藏古代史史料中,除一些金石文字、敦煌藏文史料、新疆出土藏文木簡和漢文史料外,尚十分匱乏,有待通過各方面的努力,特別要重視地下發(fā)掘來彌補這一缺陷。中古以來的一些藏族學者寫了許多歷史著作,留下了大量的史料遺產(chǎn),這些在記述同時代的部分是十分珍貴的。但其中對遠古和上古部分的敘述,除極少部分可以得到印證者外,可信程度甚微。至于某些“圣者”之類的“預言”和“掘藏”的偽作,我們必須采取謹慎態(tài)度,不能隨意附和。對于某些人出于宗教戒規(guī)、感情、偏見以及宗教“傳承”而真信不疑者,這是個人信仰的自由,只要他們的活動不違背國家的政策法令,人們不會予以干涉。

西藏各民族和其他民族的關系,西藏歷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評價等,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產(chǎn)物,必然有其復雜性,是最易產(chǎn)生分歧的幾個方面,我們要持慎重態(tài)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對史學界造成的“左傾”影響一定要肅清,并切實吸取必要教訓;再不能隨便劃框框,定調(diào)子,要徹底改變隨政治氣候轉向的壞作風。我們應當以歷史唯物主義和民族問題理論的基本觀點,結合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事實,來分析考察,作出恰如其分的結論。

西藏人民創(chuàng)造了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特別是佛教方面的資料,浩如煙海。作為西藏的宗教,它與其他文化各個方面的關系源遠流長,對西藏的社會發(fā)展不能不起一定的影響,這是我們長遠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些文化遺產(chǎn),既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態(tài)度,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輕率地、隨意地否定和肯定都是有害的。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對這方面有真知灼見的研究,尚處在探索階段。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僅對宗教哲理的整理和研究,使其成為一部比較完整的西藏的哲學思想史,就需要付出極大的勞動,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又如經(jīng)過鍛煉而使身體能在抗寒等方面顯示某種特殊功效,只要擯棄其唯心主義的外殼,探索出唯物的生理機能的變化原由,也是了不起的一項研究成果??傊?,時代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應該說是任重而道遠,我們相信只要熱心于西藏學的科研工作者親密團結,協(xié)力合作,并經(jīng)過長期的艱苦奮斗,就一定能完成這一艱巨而又光榮的歷史任務。

西藏自治區(qū)三十余年的歷史進程,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jīng)驗。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為解決西藏問題,根據(jù)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的方針政策,使西藏的革命事業(yè)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這對豐富馬列主義民族問題理論寶庫,作出了貢獻。和平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使西藏各族人民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標志著西藏各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開始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是西藏革命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1959年西藏一小撮反動農(nóng)奴主勾結帝國主義和外國干涉者,發(fā)動了背叛祖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在這場農(nóng)奴主階級和農(nóng)奴階級的歷史性大搏斗中,徹底埋葬了僧侶貴族聯(lián)合專政的封建農(nóng)奴制度,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革命任務,這又是一次偉大的歷史轉折。粉碎“四人幫”以后,黨中央在1980年根據(jù)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對西藏工作作了極為重要的指示,徹底糾正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是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綱領性文獻,使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這將作為第三次偉大的歷史轉折而載人西藏史冊。

回顧西藏三十余年的歷程,我們認為在研究西藏諸問題時,還有幾點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一是以馬列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作為指導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具體解決民族問題的一些方針和方法,由于時代不同,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不同而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作為“神圣”的教條或以“凡是”的態(tài)度來對待。二是必須認清我黨解決一個東方大國中的民族問題,是以本國具體的民族狀況、特點和條件為依據(jù)的。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列主義民族問題的理論,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當然,我們也要吸取他國關于解決民族問題的有益經(jīng)驗,但離開中國的實際去借用或抄襲,同樣也是有害的。三是西藏同兄弟自治區(qū)相比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解決西藏問題必須從西藏的實際出發(fā)。在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同志和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發(fā)展了馬列主義關于民族的理論,集中表現(xiàn)在解決西藏問題上,最有代表性和創(chuàng)造性,應該遵循和繼承。四是解決民族問題首先要排除任何民族偏見,認真去考察過去和現(xiàn)在的每一重大措施是否符合西藏廣大人民群眾長遠的根本的利益。五是研究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特別是民族關系中的問題,要不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民族問題基本理論為依據(jù),進行分析研究。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尚未真正解決或解決得不夠好。以歷史上的問題為遁詞的傾向,有時仍然出現(xiàn),應該認真對待并加以解決。

以上所談,皆屬個人陋見,欠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

我們西藏社會科學院剛剛籌建,基礎和力量都很單薄,殷切希望得到研究“西藏學”的同行們的指教和大力支持,共同關心她的成長。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讓我們?yōu)榻ㄔO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添磚加瓦,共同攜手前進,盡最大的努力,起到黨和人民希望我們起到的作用。

(作者:多杰才旦    摘自:杜永彬主編《藏學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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