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綿用力久久為功，九世班禪的內地抗日歷程

【編者按】1995年12月8日，經中央政府批準的轉世靈童依照宗教儀軌，第十一世班禪坐床即位，繼承前世法統(tǒng)的位置。今天（2015年12月8日）是第十一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杰布（1990年出生）坐床20周年吉日。

撫今追昔，歷世班禪均有愛國愛教的傳統(tǒng)，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1938-1989）的愛國愛教為世人熟知。但他的前世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1883-1937）作為西藏僧俗人士中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重要政治人物卻鮮為人知，其在1930年代日本侵華政治斗爭格局中，義無反顧為國肩負多種重任與使命，甚至險被日本劫為人質，他的種種愛國行動被現(xiàn)存臺灣地區(qū)的多個檔案記載。

本文首次曝光這些泛黃的珍貴原始檔案，它被夾在厚厚的檔案材料中間，沒有編目，該卷宗80年來首次被調閱。這些原始檔案清晰地呈現(xiàn)了九世班禪在維護祖國統(tǒng)一、增進民族團結上一系列令人驚嘆的史實，再現(xiàn)九世班禪“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護國佑民功績。

如果將1931年“九·一八”事變視作抗日戰(zhàn)爭正式打響的話，到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吉尼瑪圓寂之時，正好是他舍身為國的八年抗戰(zhàn)。自1923年九世班禪出走內地，到1937年圓寂于青海玉樹，他在內地護國弘法長達15年時間。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設身處地為國家做了大量具體有益的工作，三次南京護法，十數(shù)次蒙古各地宣化，三次北平弘法，這些重要史實隨著時間的遠去不被世人熟知，但臺北收藏的一系列關于九世班禪的官方原始檔案復原了九世班禪為國操勞，懂團結、會團結的一系列大智慧運作，尤其是他以舉辦各類宗教法會為愛國載體，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傳播愛國情懷，撫慰百姓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盡責之路。

九世班禪救國新策：佛教與政治相結合

將佛教與政治有機結合，以此證明佛法的積極性和入世性，救佛教即是救國。這種順應時代的救國思路載體即以誦經說法、報國救難為重要方式。

仁王護國法會——共立漢藏同心之愿。1931年日本關東軍悍然在東北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憂患日深。一個多月后的11月16日，九世班禪主持仁王護國法會，這是中央政府正式推動建立的第一次護國法會，同時也是九世班禪第一次以國家級宗教領袖的身份在首都南京與廣大信眾見面。這次莊嚴的法會規(guī)格極高，國民政府五院系統(tǒng)就有三位院長參與，法會整整進行了100天。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法會無論是官方的重視程度還是民間的參與規(guī)模甚至時間長度均在民國史上堪稱史無前例。

這次法會使內地民眾對藏傳佛教的興趣產生了巨大的增長。1932年8月24日，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給九世班禪寫信，祈望借其金口一音，強于凡夫萬眾之演說，并盼望將法會共識翻譯成蒙藏等民族文字，對邊疆同胞廣泛宣傳。1932年10月3日他再次致信九世班禪，重新闡述法會共識——“確實信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相待以誠，相接以禮，表里如一，心口相應，團結一致，永遠不渝”；“刻苦自勵，克勤克儉，富者濟人以財，智者濟人以道，財不令藏于地，學不令私于身”；“進德修業(yè)，堅其意志，強其身體，修其言行，廣其智識，力矯浮佻之時弊，作真實之功夫，養(yǎng)成耐勞苦守紀律之性行”；“在官者廉潔奉公，營業(yè)者誠實任事”；“上承先德，下啟后人”；“愿世界各國政府人民……同棄凌暴之心，扶持弱小之民族……厚往薄來，協(xié)和共濟”等。九世班禪以宗教領袖身份，入腦入心地撫慰處于日本侵略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國人，使民眾得到心靈慰藉。2011年海外期刊刊載《戴傳賢的佛教民族主義》，稱這次法會使九世班禪逐漸恢復他的前世在清帝國朝廷中所扮演的宗教國師的角色，九世班禪的宗教地位和聲望迅速在全國得到公認。

面對自己迅速上升的威望，其在國難當頭之際，卻始終以救國立命，以救教立心，站在國家立場安撫民眾，使九世班禪心中將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歸屬時刻表現(xiàn)為一種自覺。 “七七事變”后，仁王護國法會再次舉辦，正在返藏路上的九世班禪立即在青海玉樹積極響應并連日祈禱，祈禱前方抗戰(zhàn)勝利。

時輪金剛法會——為國家民族前途計。南京法會的巨大成功給予九世班禪充足的信心，堅定了其將法會看成為國為教服務的中心舞臺。借助這次法會的影響力，1932年10月9日，九世班禪在北平以為世間帶來和平為主題，在雍和宮太和殿舉辦時輪金剛法會，各界人士無不推崇備至，《東方雜志》第29卷第5號記下了其中的細節(jié)：班禪祈禱和平，中央及張學良各助二萬資金。這次公開法會塑造了藏傳佛教高僧九世班禪護持國政的形象，并以深奧的教義為基礎開展政治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國難嚴重，為中華歷史所未曾有。在眾多佛教信眾的支持下，九世班禪多次以時輪金剛法會為救國方式，在杭州、西寧等地舉行法會，取得巨大成功。

1934年4月26日，九世班禪圓滿完成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法會上的使命，中國佛教界最高領導人太虛接受班禪的灌頂，使九世班禪在內地的宗教影響力達到巔峰狀態(tài)，隨后應江浙信眾及南北各省官方與民間團體之請，建時輪金剛法會于杭州，祈禱世界和平，謹祝國民康樂。28日九世班禪主持時輪金剛法會，來會受結緣灌頂者逾萬人。遠道跋涉而至者，北逾蒙古，南逾廣東，西極西藏……慕道之外，別無所求，足令康、藏、青、蒙萬里人民歡樂。

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對法會的積極效果做了準確的預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乃古來安國之道”。九世班禪被推上國家宗教舞臺的中央，使其產生對中國各族信仰佛教人民的傳播力、影響力，以便為安定大后方，以爭取抗戰(zhàn)最后勝利凝聚共識，最終實現(xiàn)鞏固邊疆、鞏固國防的目的。1934年6月9日《上海探班班禪大師慈鑒》一文中描述了杭州法會的成功：“佛門之光，國家之慶。且結此善緣，于西藏將來建設，或不無小補。”

1935年9月1日，九世班禪返藏途中在青海西寧塔爾寺建時輪法會，為災難深重的國家祈福，同時匯去5000銀元，托賑委會代為施給災民，可以想見九世班禪愛國愛民之意愿，實乃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九世班禪熔鑄政治領域和宗教領域的優(yōu)質互動，最終得到中央政府的完全支持。

藥師七佛法會——現(xiàn)代國家理念通過宗教遵行。1933年1月14日，二度到京的九世班禪在南京寶華山隆昌寺主持護國濟民弘法利生藥師七佛法會。此次法會增加兩條新的共識：一條是愿全國同胞漢滿蒙回藏以及回疆乃至西南諸省山間民族，共存天下為公之大心，同發(fā)團結國族之大愿……以忠信篤敬律言行，則互信以固……事事行于方便，同心同德，并育并行，復興富強安樂之中華，有志竟成；一條是愿大慈大悲藥師世尊，運無緣慈，施無畏法，憫念眾生，普垂加被，使人人覺悟，共發(fā)至誠，懺既往之夙業(yè)，種當來之善果，一切煩惱災障，消除無余……千秋萬世……中華鞏固。

九世班禪非常認可并積極推廣十二遵行，遵行中包括服務社會、尊重女性、普設醫(yī)院、廣施藥品、立法施政、改良刑政、政重民生等現(xiàn)代國家理念，他通過宗教傳播的形式令佛教弟子遵行值得思考。

1934年6月3日，也就是九世班禪在內地生活的第11個年頭，在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的安排下，上海舉行規(guī)模空前的歡迎九世班禪的大會，九世班禪發(fā)表《蒙藏為中國重要國防》的演講，告知“蒙古和西藏是中國西北最前線的國防……班禪為恢復漢藏感情……迄今十有一年，期以五族早日團結……政府對余亦可謂仁至義盡，初則授以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名號，繼則特任西陲宣化使，近又選任國府委員，這都是五族平等維護宗教的表現(xiàn)?！?/p>

我們很難想象30萬人在廣場聆聽九世班禪的演講是一種怎樣的氛圍，這種權威傳播使內地民眾迅速而又清楚地明了內地與西藏不可分割的關系。一代國學大師、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林語堂于1935年在西方出版其成名作《中國人》中寫道：“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禪喇嘛廣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兩處已達數(shù)萬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員如段祺瑞、戴季陶輩，而且莊嚴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廣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 國民政府對九世班禪內地活動的強力介入使九世班禪名聲大震。

踐行職責十五年：靠宗教力量與中央形成互動中的雙贏

九世班禪于1892年在西藏扎什倫布寺受戒，1902年由十三世達賴喇嘛受比丘戒，1910年十三世達賴喇嘛邀九世班禪一同逃亡印度，遭受九世班禪拒絕，裂隙由此開始。1912年九世班禪支持駐藏鐘穎川軍與十三世達賴喇嘛“義勇軍”作戰(zhàn)，矛盾已難以調和。

12年后，由于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在日喀則征稅持有不同的意見，面對不斷惡化的局勢，九世班禪毅然決然地于1924年經新疆、甘肅出走內地，促使內地官員對西藏問題高度關注的熱潮。

此時的九世班禪完全沒有想到，自己面對為數(shù)眾多的蒙古、青海、西康及內地信佛人士的精神追隨，因此擁護中央之心更加堅定。九世班禪首抵內地后，第一次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在中央民族大學喜饒尼瑪教授《九世班禪出走內地述略》中明確分析其忠心為國的思想源流，并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展示了一個愛國高僧的形象。

這種背景的鋪墊，促使南京國民政府甫一成立，九世班禪的宗教角色在最初就被轉換成一個帶有政治性的世俗角色。這種角色定位的隱喻，是南京國民政府力圖對藏行使管理權力，維護幾近中斷的中央與西藏地方的官方交往，遏制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獨立傾向，九世班禪由此上升為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人物。在此前提下，中央念其內向心誠，為了加強溝通與交往，除了任命九世班禪為青海地方重要官員之外，還批準其設立駐南京、北平辦事處以加強聯(lián)系。這種善意態(tài)度，實現(xiàn)了在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為一名藏傳佛教高僧特準設立辦事處，開創(chuàng)了與中央政府進行密切溝通新嘗試的先河。

對九世班禪而言，更多的政治待遇接踵而來。1928年10月25日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青海省政府委員。國民政府除填發(fā)任狀并迅速公布此項任命外，11月2日亟令青海省政府遵照，九世班禪順利在西寧宣誓就職，自此正式成為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地方重要官員。1929年2月20日，在首都南京租賃的奇望街十三號為西藏班禪駐京辦公處正式成立。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將福佑寺永遠撥作班禪駐北平辦事處地址。自此，國民政府時期九世班禪辦事機構比北京政府時期更為健全。

1931年4月11日，九世班禪受張學良邀請抵達沈陽，鮮為人知的是德王隨同班禪抵達。這次一路隨同，德王開始盤算自己的計劃，他于1979年6月在《抗戰(zhàn)前我勾結日寇的罪惡活動》一文中披露：“集資在蒙地為班禪建廟，請班禪留在內蒙，作為宗教領袖，形成信仰中心，對我們進行蒙事，是會起到一定作用的?！?/p>

在戴傳賢次年的一封信中有所披露：“大師一日不回寺常住，達賴大師一日不與藏中僧俗四眾同心協(xié)力，領導四眾，建設西藏，化導群生，保障國土，則佛教將不可救”。這種觀點實則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做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并上升到佛教是否可救的層面。這種言辭得到了九世班禪的慨然相許。因此可以說是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第一次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與中央關系做出了政治上與宗教上的評價，是第一次明確九世班禪必須返回西藏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一起領導信眾，更是第一次明確對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直接批評，意義不可謂不重大。隨后國民政府主席團特邀九世班禪及蒙古、西藏代表列席國民大會。

九世班禪于1931年、1932年、1934年共三次蒞臨首都南京，目的是為宣傳中央德意、維護邊疆穩(wěn)定盡心竭力。國民政府所做之事有：一是請政府首腦出面接見或宴請，商洽藏事解決方案，以示中央誠意與高度重視；二是以國家名義冊封九世班禪為國師并舉行隆重授典禮；三是詳盡修正待遇班禪具體辦法；四是將九世班禪辦事機構列為國民政府機構組成，撥發(fā)經費，給密電碼；五是九世班禪籌建宣化使公署得到批準；六是九世班禪出行由國民政府統(tǒng)籌禮遇安排并承擔全部費用。

一系列的政治優(yōu)待可見國民政府期冀九世班禪為國家貢獻力量的定位。民國期刊《海潮音》十四卷第一期記載了九世班禪冊封國師宣誓禮的經過：國民黨中央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和國民黨中央委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以及各報社記者數(shù)百人的見證下，九世班禪公開宣誓，誓詞為“自奉中央命后，即誠意宣傳德意，冀以宗教實力，効命中樞，振導人心，挽回末刧。”以此昭示了九世班禪用宗教的力量為中央服務的決心。

九世班禪一生到南京三次。最后一次到南京是1934年，這一年中國出現(xiàn)罕見大旱，九世班禪不忘利用自己佛教領袖的身份，在首都南京赴四城門，赴玄武湖，作法祈雨?；叵刖攀腊喽U為國所做的一件又一件法事，戴傳賢1938年8月在四川甘孜致祭九世班禪時頌其“大哉國師，善教善化，潤育萬物，和風時雨”；頌其“西起雪藏，東迄龍江，聞名皈敬，普渡慈航”；頌其“九建時輪，三晉京師，護國護教，等念等慈”。其贊美之詞，致敬之意，溢于言表。

九世班禪及隨行人員

屢屢赴險境：只為將中央誠意傳至日控區(qū)民眾

面對急于建立自治政府的蒙古王公群體，1931年冬，國民政府為了加強對內蒙古的控制，擬頒布《蒙古各盟部旗組織法》，卻遭到蒙古地區(qū)領導人德王反對。九世班禪從中斡旋，德王回憶道：“由班禪出名宴請我們，堪布們代表班禪陪同我們聚餐，并勸我們合作?！钡峦鯀s沒有被說服。由此可知九世班禪在內蒙宣化之路難以一帆風順，九世班禪對德王拒絕之后所處環(huán)境開始變化。但由于九世班禪深受蒙古各旗王公的頂禮和供養(yǎng)，各旗王公集資在蘇尼特右旗給他修建了一所大寺。

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蒙古族為藏傳佛教領袖所修建的唯一大寺。有著如此廣泛的信眾基礎，1933年2月4日，正式就任西陲宣化使之職的九世班禪向國民政府請示宣化方針后前往蒙疆宣化。一周后，九世班禪離開北平前往綏遠，轉往內蒙古百靈廟德王的控制區(qū)域。九世班禪在內蒙古盡可能擴大安撫民心的范圍，并在戴傳賢的鼓勵下更加勤勞為國，甚至冒著巨大的風險在接近日本人勢力的錫林郭勒盟進行宣化。九世班禪在錫林郭勒盟傳法結束后，又馬不停蹄地西行到貝子廟和阿巴噶等旗宣化，不問炎暑，奔波往返。

九世班禪十分感念中央誠意，因而凡事均設身處地為國家著想、為國家服務。在北京嵩祝寺，德王明確拒絕九世班禪勸說其接受國民政府《蒙古各盟部組織法》后，雙方開始互為警惕。1933年當蒙古高原進入秋季，內蒙王公前往百靈廟開會組織內蒙自治運動會議，九世班禪也被邀請在會議舉行期間舉辦時輪金剛法會。

德王的用意是九世班禪的蒞會可以吸引成千上萬的蒙古民眾到百靈廟參加法會，以提升蒙古自治運動的動力。但德王顯然低估了九世班禪的政治智慧，九世班禪知悉此情后第一時間發(fā)出一封對國家來講至為重要的密電：“在西烏珠穆沁宣化期間，聞內蒙各王公往百靈廟開聯(lián)席會議，頃據(jù)德王談及，議決案中，有組織內蒙自治政府，以謀團結自救一節(jié)，除由班禪開導，務求不違反中央意旨外，特電密呈，即請政府速籌辦法為禱?！痹谙蛑醒胝畧蟾媲?，九世班禪還依靠自己的影響力竭力使德王不違反中央政府的原則。

國民政府的重要官員戴傳賢接此密電后，大吃一驚，立即寫下“此事關系甚巨”的批示，第一時間將此密電轉呈蔣介石，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外患既深，邊事若無良策，恐進退兩失”的意見，同時開始擔憂九世班禪在內蒙的政治處境。這封重要密電由九世班禪最早電告了中央政府，其他渠道均沒有如此迅速，最高領導人對九世班禪反對國家分裂的立場非常感動。九世班禪的作用被美國駐北京公使館前任代辦衛(wèi)理敏銳地捕捉到，他在《西藏及其鄰居》一書中寫道：“中央政府努力保持蒙古王公們的支持獲得成功，這毫無疑問是因為九世班禪在他的同教中游歷的影響?！?/p>

在重大風浪中經受考驗的九世班禪與中央完全實現(xiàn)了互信，自此，中央政府萌生說服九世班禪返藏的計劃，并對其返藏定能取得更大的作用充滿信心，畢竟返回西藏也是九世班禪的最大心愿。

九世班禪返藏是國家政治宗教上的一件大事，最高層介入的結果就是無論是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考試院、蒙藏委員會，還是南京憲兵部都通力合作，人員、經費、槍支都悉數(shù)解決，由此亦可見中央政府對九世班禪返藏所能取得政治成果的期待。

九世班禪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無論在政治還是宗教交往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陳慶英研究員在《九世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塔爾寺記事碑譯事》一文中寫道：在內地宣化十數(shù)年的九世班禪與漢、蒙古等民族的佛教界人士有密切交往，對促進各民族間宗教和文化的交流起過重要作用。

萬世富強之前提：邊政處理妥當定可消弭邊患

1930年，九世班禪首次蒞臨首都，弘法濟眾。1931年，九世班禪率領眾多弟子第一次前往南京，在寶華山開展宗教活動，這次活動的結果是“皈依者頗眾”， “京師始知有密法正宗”。

在七七事變后，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開始，戴傳賢將上海戰(zhàn)況通報九世班禪，九世班禪即一面電令駐京辦事處立捐巨款，救濟傷兵難民，同時更作布施，令各地廣作祈禱佛心無二。九世班禪捐獻的巨款，使社會各界對其愛國行為甚為感動。

九世班禪以為邊政如處置得宜，不僅能消弭邊患，且足以為國家民族立萬世富強之基。是什么令九世班禪矢志要在促進邊疆民族的團結和融合上努力？關鍵還是在一個人，就是前文所說的戴傳賢。他在1932年4月27日發(fā)給南京蔣介石的電報中，不惜為九世班禪的大事小情奔走呼號：

去年政府允撥發(fā)班禪無線發(fā)電機一架，收音機二架，手握上等油印機二架，及各種材料，兄臨行時，已切實手令文官處趕辦……乃至今班禪尚未領到。國家對于遠人，一字都不可失信，只此數(shù)件，能值幾何，務必迅即如數(shù)撥發(fā)……

至于班禪公費，更非設法補給不可，口惠無實，徒長人之失望，為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計，顯乎不宜漫置也。

從上述文電的發(fā)出日期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政局是東北“九·一八”事變、上?！耙弧ざ恕笔伦儯瑖裾谶w都洛陽的非常時期，蔣介石的工作極其忙碌。即便如此，戴傳賢依然不惜上書最高領導人解決似乎并不是緊迫的問題。當戴傳賢經過縝密運作、完成此事后，即電告九世班禪一切辦妥，字里行間絲毫沒有透露此事曾經遇到的困難。獲知實情后的九世班禪自然會心存感激，并由此更加傾心內向，積極宣化。

不僅如此，戴傳賢還在政務極其繁忙的情況下，始終關心九世班禪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狀況。對崇信藏傳佛教的戴傳賢來說，值得稱頌的是其并沒有因為九世班禪是無量光佛的化身，而將其看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神。從以下四個具體活動中可以看出戴傳賢在生活上始終將九世班禪看成是一個正常人，正常人則自然會有生病及不適：

一是“班禪二十六日患感冒，戴傳賢二十七日延中西醫(yī)為班診視”。

二是當九世“班禪牙病，戴傳賢派院醫(yī)為察病痛，陪班赴中央醫(yī)院，用X光診視，二十分鐘，拍就照片數(shù)張，由章拯亞牙醫(yī)診察，病在牙縫及牙肉之兩旁，尚未及牙根，故拔牙手術，現(xiàn)非必須，以日洗牙肉兩旁之膿為要?！笨梢姶鱾髻t對九世班禪身體的高度重視及關切之情。

三是當九世班禪奔波在蒙古各地勤勉宣化之際，戴傳賢寫下“茲送上青色養(yǎng)目避風眼鏡一副，此鏡將來旅行塞外各地，可以遮灰遮雪遮日光，養(yǎng)目力，此系托力克藥片玻璃，較普通遮灰眼鏡為佳。請留之備用。”可見雙方結為金蘭法侶感情之真摯。

四是當九世班禪到達內蒙宣化后，戴傳賢念念不忘其身體狀況，并“送上真四川野連粉六包，此系賢從四川親友帶來之真正野連，清熱解毒，功效最大，對于風火眼紅，服之必然有效，且我等西省人，在南方受暑發(fā)熱時，服此最好，即無眼病，當此大暑，每日稍服亦佳也。請每日服三包，每次一包，不可過多。如有效時，可再囑人來取也?！弊鳛閲裾母吖?，以如此之細心服務，不難想見九世班禪在如此體貼入微的關照下，為國服務之心怎能不日益堅定。

戴傳賢如此精心布局班禪之事和西藏之事，正按其設想逐項落實，但是當年年底，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十三世達賴喇嘛有藏文遺囑曰：“……吾將去矣，師兄班禪在中央有力，應速請彼回，維持政教。前藏后藏僧民等，應聽班禪之教誨，中央和平，救吾等之苦惱?！?/p>

除了派遣政府高級官員前往拉薩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班禪返藏在中央政府看來絕不應該僅僅作為宗教領袖返回西藏，似乎更使其明確承擔使命必達的維護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的計劃。于是1934年1月20日，九世班禪被選任為國民政府委員，理由是“自達賴去世，班禪額爾德尼實為西藏唯一之領袖。這次特由北方前來參加，大會為表推崇，期與藏族共同奮斗起見，特選任為國府委員。”

這次大會后，九世班禪開始按照計劃由上海前往北平，并經綏遠前往青海，為返藏作準備。在前往北平前，《泰晤士報》在1934年9月14日報道了上海為九世班禪準備了一場盛大的招待會，在這次招待會上，九世班禪公開宣稱他最主要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內地人愿意去西藏進行文化交流，同時希望有更多的西藏年輕人能到內地接受教育學習。

來源：澎湃新聞，本文作者韓敬山系中央民族大學藏學博士，宗教心理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