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現狀分析

縱觀國外藏學的起源和發(fā)展，大致上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是早期的傳教士為了達到傳教目的而對西藏進行了解和研究；第二種是由印度學的研究逐漸分出藏學研究的支派；第三種是國外學者對西藏文化或者對佛教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進而進行研究，逐漸成為一個研究學派；第四種是出于該國的各種需要對西藏進行研究，逐漸形成研究體系。

奧地利藏學研究的起源大體上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可以說是通過傳教士認識西藏，在印度學的研究流派中派生出藏學研究體系，又在西方殖民者對東方宗教及其文化研究的“東方學”熱潮的大背景中得到充實，最后在較強的人力物力作保證的前提下不斷發(fā)展壯大。

一、奧地利與西藏的早期接觸

奧地利人與西藏的接觸，可以追溯到17世紀傳教士在西藏的活動時期。西方對西藏的關注由來已久。有文字記載的以古希臘歷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前443年)和古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約90—168年)的記載為最早。“成書于公元前五世紀的西方第一部歷史著作希羅多德《歷史》中就已經出現了有關西藏的記載，提到了淘金的螞蟻的故事。此后公元一世紀地理學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再次出現有關西藏的記載，提到了一座銅色的山?！盵1] 13世紀的傳教士柏朗嘉賓(Jean de Plen Carpin)和魯布魯克(William de Rubruk)的書中曾提到了西藏。[2]意大利的傳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也是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14世紀初，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到中國，在他的游記中記載了西藏的宗教與風俗。[3]16世紀以后到達西藏并向西方作報道的是葡萄牙耶穌會的傳教士安東尼奧·德·安奪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安奪德神父主要在西藏的阿里西南部的扎布讓活動。[4]

在眾多赴藏傳教士中，第一個到達拉薩并探索一條從北京經西藏通往歐洲路線的是奧地利傳教士約翰·格留伯(Johann Grueber，1623—1680，取中國名為白乃心)，他被稱為“最早赴拉薩的歐洲人”。[5] 

白乃心作為傳教士在中國中原居住了3年。他與在北京認識的比利時人愛伯特·杜爾維(Albert Dorville／d’Orville，1621—1662，中文名為吳爾鐸)經陸路返回印度時，中途在拉薩停留2個月。他們于 1661年離開北京，經西安、西寧，由北側進入拉薩。在拉薩約停留2個月，11月底離開拉薩，經定日、聶拉木，第二年元月中旬到達加德滿都。白乃心在拉薩從事天文觀察(據說他對拉薩城方位的測量只有半度之差)，并繪制了布達拉宮的草圖、達賴喇嘛和身穿當地服裝的男女畫像。后吳爾鐸死于印度，白乃心返回歐洲。白乃心是向西方講述拉薩和達賴喇嘛的第一個白種人，他的記述引起了人們對西藏的強烈興趣。白乃心把包括西藏在內的東方旅行的材料寄給當時歐洲著名的學者、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獱栒窃谡莆樟诉@些傳教士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憑借著自己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想象，寫成《中國圖說》，成為當時推動歐洲“中國熱”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6]所有這些傳教士對西藏的認識和記述對后期西藏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說到奧地利人與西藏的“情結”，還得提兩個“特殊人物”，一個是納粹頭目希特勒，另一個是海因里?！す?Heinrich Harrer)。

在歐洲流傳著一個關于亞特蘭蒂斯的傳說，這個傳說始于古希臘哲學之祖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和《提邁奧斯》對話錄中都有提示。[7]傳說中“亞特蘭蒂斯大陸無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關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于公元前350年撰寫的《對話錄》中?！焙髞砗芏嗳税褌髡f中的亞特蘭蒂斯與西藏聯系起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雖然西藏遠離戰(zhàn)區(qū)，躲過了戰(zhàn)火與硝煙，但并沒有躲過納粹德國的視線?！耙恍┘{粹專家宣稱亞特蘭蒂斯文明確實存在，并認為雅利安人只是因為后來與凡人結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8]?！霸?0世紀，納粹分子改變‘雅利安’原來的意義，用這個字眼指‘高尚的純種’，認為德國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盵9] 1933年，希特勒在掌權后，鼓吹種族優(yōu)越論。希特勒手下的納粹黨衛(wèi)軍頭子希姆萊（Himmler)在1935年組建了一個“祖先遺產學會”，尋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亞特蘭蒂斯神族存在的證據。1938年，希姆萊奉命派“黨衛(wèi)軍塞弗爾考察團”赴西藏考察。1939年8月，考察隊回到德國，受到希姆萊的熱烈歡迎。由此可見，納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險活動，受到了納粹高層的充分肯定。1941年12月底，德國軍隊在蘇聯戰(zhàn)場遭到慘敗。此時，希姆萊向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別行動小分隊，前往西藏尋找能改變時間、打造“不死軍團”的“地球軸心”的建議。幾年后曾于1938年德奧合并后加入黨衛(wèi)軍的奧地利職業(yè)登山運動員海因里?！す者M藏。哈勒與幾名德國人于1938年7月從北坡登上瑞士境內的埃格爾峰后，曾受到希特勒的親自召見并與其合影留念。1943年5月，哈勒等人在印度被英軍逮捕，后來逃出戰(zhàn)俘營，于 1944年逃到了西藏。由于當時的英印總督派駐西藏的官員黎吉生對德國人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哈勒開始了他在西藏的7年之旅。[10]1946年開始他接近達賴喇嘛，并自稱是達賴喇嘛的私人教師和政治顧問。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哈勒逃往印度，最后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在其家鄉(xiāng)胡藤堡建立了一所“西藏博物館”。1953年，他以回憶錄的形式撰寫了題為《在西藏七年》一書，并被譯成多種文字。1984年哈勒再次進藏，撰寫了《重返西藏》一書，2006年元月他病死于奧地利。據悉，哈勒曾親自參與籌劃的在奧地利阿爾卑斯山上的小鎮(zhèn)胡藤堡建立集佛教中心、旅館和藏醫(yī)學于一體的西藏中心的計劃已從2006年5月開始實施。

二、奧地利的藏學研究

奧地利的藏學研究與其印度學研究有著不解淵源。一般來說，歐洲人對印度學的研究，可謂情有獨鐘，其主要原因還是歐洲人與印度人在血緣上和語言上的某種親密關系所致。歐洲人的祖先雅利安人與古老的印度人有著血緣上的關系。雅利安人是原居于今俄羅斯南部烏拉爾山脈附近的古代部落，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雅利安人的部落開始不斷向外遷徙，向西進入歐洲大部分地區(qū)，向東深入歐亞的腹地，向南則伸入西亞和南亞，在人類歷史上形成了規(guī)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游牧部落遷徙浪潮。一部分向西和北兩個方向遷移的雅利安人逐漸形成了西歐的塞爾特人和北歐的日耳曼人。從公元前2000年代初開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從里海西岸分批南下進入伊朗高原，稱為伊朗雅利安人。而最先進入伊朗高原的一部分雅利安人則繼續(xù)向東南方向移動，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越過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脈，約于公元前1200年來到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他們遇到了當地土著達羅毗荼人的頑強抵抗，這使得雅利安人不得不放慢征服的腳步，經過6個世紀的漫長戰(zhàn)爭，雅利安人最終在印度站穩(wěn)腳跟，后來成為印度的雅利安人。因此，雅利安人被譽為印歐語系民族的共同祖先。[11]

除了血緣上的關聯之外，歐洲與印度在語言上的共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關于印度語言的分類，從廣義上說，印度語言主要屬于四大語系，即印歐語系、達羅毗荼語系、南亞語系和漢藏語系。其中印歐語系又稱雅利安語系，印度74％的人口使用印歐語系語言，該語系起源于雅利安人的梵語，北印度幾乎所有語言都屬于此語系。屬于這一語系的印度語言有梵語、印地語、孟加拉語、烏爾都語、旁遮普語等十幾種語言。學者們從語言學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與今日歐洲各民族有密切的關聯。到17、18世紀，很多歐洲的大學者、大哲人開始對印度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歐洲人對自己文化的尋根和反省。

從上述背景可以看出，歐洲人研究印度的目的就是尋求他們最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印度學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重視。印度學的研究不斷壯大后，從剛開始的語言研究，逐步發(fā)展到歷史、宗教、哲學、藝術等其他領域。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發(fā)現，由于印度古老文化和宗教的幾次大的更迭，印度的很多東西都變了樣，同時由于歷史和環(huán)境的原因，很多文獻資料也未能保留下來，而這一切卻幾乎都收藏在西藏。于是部分研究人員開始涉足藏學研究領域。此外，隨著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qū)，他們認識到必須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有一部分學者將注意力放在了當時作為亞洲研究最重要內容的印度學和藏學方面。于是歐洲的印度學和藏學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奧地利的近現代藏學研究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逐漸形成的。起初奧地利的印度學家主要研習梵文和印度哲學。著名印度學家、佛教學家弗勞沃奈爾(E，Frauwallner)是維也納近現代印度學的代表人物，在國際佛教研究界有著很高的名望。19世紀20年代中后期以來，在歐美及日本等國相繼在比較語言學上的基礎上建立了不同的現代佛學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大致可分類為文獻學方法、考據學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學方法、維也納學派、京都學派、白描法等。維也納學派(Wiener Kreis)或稱“語文歷史學派”是現代佛學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這一學派的倡導者是弗勞沃奈爾，由于其長期在維也納活動，故此學派以此為名。弗勞沃奈爾的弟子以德國漢堡大學的施密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瑞士洛桑大學的費特，維也納的掌門人厄恩斯特·斯坦因凱爾勒(Ernst Steinkellner)為主。弗勞沃奈爾早在30年代就開始利用藏譯資料充實印度佛教哲學的研究，他還鼓勵其學生致力于藏譯文獻的考訂研究，他的幾位高足都兼通梵文、藏文，在維也納首開從印度學中專攻藏學的先例。弗勞沃奈爾教授去世已多年，全世界的佛教哲學研究專家為了紀念這位印度學家、佛學家，每隔幾年要在維也納聚會一次，搞一次“紀念弗勞沃奈爾森林漫步”的活動。其間除了學術報告會之外，還要在其高徒斯坦因凱爾勒教授的引導下，沿著當年弗勞沃奈爾教授經常散步的路線進行一次集體森林漫步。

三、奧地利涉藏研究機構

奧地利主要的藏學機構分為兩個系統(tǒng)，一是以教學為主要任務的維也納大學(University of Vienna)；另一個是以科研為主的奧地利科學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維也納大學藏學與佛學系維也納大學是德語區(qū)國家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是奧地利最大的大學。成立于1365年，是27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母校。大學擁有來自世界各地近130個國家的約9萬國內外的莘莘學子，約1萬名專職教授、客座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大學的教學和研究水平之高，使其成為世界上最著名、歷史最悠久的多元化巨型學府和科學殿堂之一。

維也納大學藏學與佛學系(Institute for Tibetology and Buddhist Studies)是維也納大學目前所擁有的8個系中較大的一個系。該系是厄恩斯特·斯坦因凱爾勒教授創(chuàng)辦并由其任該所教授兼所長。該所集研究與教學于一身，固定教師只有三四人，其余教師均為外聘人員。外聘教員大部分都是從科學院聘請來的，也有從其他國家聘請的，所聘請的教師主要由課程內容而決定。任課教師必須掌握德、藏、梵、英文，有的甚至遠遠超出了這一要求。學生除了學習相應的專業(yè)課程之外，藏文和梵文為必修科目。目前在該系注冊學習的學員100多人，由于學籍制度比較松散，學員的注冊時間不盡相同，其中也有注冊時間長達好幾年者。此外，該系還有幾位來自不同國家的攻讀學位的學員。

該系有一所小而全的圖書館，藏書主要以藏學研究方面的圖書為主。據介紹，除了一些孤本、善本以外，該館基本上收藏了除中國大陸以外的幾乎所有面市的藏學方面的資料，近10年來的圖書均建立了電腦檢索系統(tǒng)。由于他們與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尚未建立固定的訂購和交換渠道，中國大陸的出版社不能像其他國外的出版社那樣每年或每個季度免費向奧地利大學圖書館贈送一套該出版社的新書目錄，因而奧方對中國大陸的出版情況了解的不多。

該系與其創(chuàng)始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有著不解的淵源。20世紀70年代當斯坦因教授從美國回來后，在他的努力下，在維也納大學原有的印度和佛教研究基礎上創(chuàng)辦了藏學與佛學研究系，是到目前為止國外唯一以“藏學”命名的大學的系科。經過30多年的發(fā)展，該系已為歐洲乃至全世界藏學研究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2005年斯坦因凱爾勒從系主任和教授位置退休，緊接著藏學和佛學系的命運發(fā)生了變化。藏學和佛學系又與印度系合并，組建了南亞和西藏及佛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uth Asian，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但藏學教授位置仍保留，并在全世界范圍內招聘該職位的繼承者。

藏學系除了教學外，還非常重視研究。每個教師基本上都有研究項目，系里定期出版學術叢書《維也納藏學和佛學研究)(WSTB)。從1977年創(chuàng)刊到2006年共出版了65期。

2、維也納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在維也納大學除了藏學與佛學研究所外，維也納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對西藏西部和印度境內的藏傳佛教寺院壁畫和歷史開展過研究并立有課題項目。該項目由黛博拉·克林伯格·塞爾特教授(Prof.Deborah Klimburg-Salter)負責。在她的領導下，藝術史研究所對西藏西部及與西藏接壤的印度早期壁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諸多研究論文發(fā)表，在國際學術界很有影響。最近該所完成了由奧地利科學基金會(Austrian Science Fund)資助的“喜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課題(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imalaya)，該課題對印度境內的11世紀的藏傳佛教寺廟達布寺壁畫等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結項后的部分成果已經在網上公布。

3、維也納大學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系維也納大學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系(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在西藏文化人類學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出版了諸多成果。人類學系中哈佐特博士(Dr．Guntram Hazot)、戴姆伯格博士(Dr．Diemberger)、查爾斯·然波博士(Dr．Charles Ramble)等組成了西藏人類學研究小組，他們都是人類學方面的專家。這個小組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哈佐特博士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次仁加布研究員合作完成了《西藏昌珠寺志》等3種古典文獻的翻譯與研究，戴姆伯格博士與西藏社會科學院的巴桑旺堆研究員合作完成了《協噶佛教源流記》等3種古典文獻的翻譯與研究。目前這個小組的主要成員都在國外供職。

4、奧地利科學院亞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奧地利科學院(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于1847年在維也納成立，其前身為奧地利皇家科學院，是奧地利最重要的研究機構，也是歐洲著名的科學研究機構，是一個以基礎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他們有完善的科研體制和嚴肅的學風，還有眾多優(yōu)秀的學者和成果，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奧地利科學院的最高權力機構是院主席團，學者及工作人員共有700余人。內部分13個大學科，如社會科學、歐洲語言文學、亞洲研究、奧地利多瑙河地區(qū)及歐洲學、生物藥學等。研究部門除了研究所外，還設有研究室和科學委員會，共計56個。各研究所也承擔管理和咨詢的職能，是奧地利科學院董事會成員[12]。科學院下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個部分，下設若干個研究所。

奧地利科學院亞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是科學院下屬專門從事有關亞洲人文、歷史、思想等研究的一個所。所內有藏學研究組、日本研究組、印度研究組等3個小組，現有研究人員8人，一般每年都有若干名外國學者在該所作為訪問學者進行合作研究。到2006年斯坦因凱爾勒教授一直兼任該所所長，2006年底他退休后由其弟子卡熱薩博士(Dr．Helmut Krasser)擔任所長一職。所內研究人員除了完成自己課題之外，大部分人還要在大學相應的系或研究所任教，科學院內沒有職稱評聘制度，若想申報職稱，必須在大學任教。所內除了備有必需的工具書和資料外，沒有專門的圖書館，各小組與大學里專業(yè)相應的系或研究所的圖書館共享資源，另外在大學總圖書館查閱資料也很方便。藏學研究組有2名固定研究人員，分別是赫爾穆特·卡熱薩、霍斯特·拉斯克(Horst Lasic)，均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的高徒，他們均精通藏、梵文，研究的側重點以佛教認識論及因明學為主，有論著多部。同時也是維也納大學藏學與佛學研究所的教員。藏學組有固定的研究項目，每年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參與合作項目。

四、奧地利藏學家

1、內貝斯基·沃捷科維茨內貝斯基·沃捷科維茨(Dr．Rene de Nebesky-wojkowitz，1923—1959)，奧地利藏學家。1948年畢業(yè)于維也納大學，獲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供職于該校人類學博物館。 1950—1953年參加希臘和丹麥王子彼得組織的中亞考察隊，在印度和錫金邊境地帶收集資料，對藏傳佛教的護法神產生強烈興趣。通過在噶倫堡的達多仁波且、詹東仁波且、齊美仁增等3位活佛的指教，得到大量藏文資料，最后在藏人尼瑪的幫助下寫成《西藏的神靈和鬼怪》一書。該書對西藏宗教護法神進行了廣泛而細致的研究，使歐洲學者對于西藏宗教和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有了巨大的飛躍。此書在1956年出版后，受到國際藏學界的重視和好評。謝繼勝漢文譯本1992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應荷蘭萊頓大學民族博物館的邀請，內貝斯基·沃捷科維茨去整理研究該校收藏的藏文木刻本和抄卷，編制了一部簡明目錄。此外還有論文《對西藏造像學的一個貢獻》、《以大山為神靈的地方》、《西藏的宣諭神和守護神》、《維也納人類學博物館所藏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書籍》等。另有遺作《西藏的宗教舞蹈》一書，于1974年出版。[13]

2、厄恩斯特·斯坦因凱爾勒(Prof．Dr．Ernst Steinkellner)厄恩斯特·斯坦因凱爾勒，維也納大學教授，奧地利科學院院士，著名藏學家。他起初在大學所受的基礎訓練是梵文和印度哲學訓練。20世紀60年代他從維也納大學印度系博士畢業(yè)，導師是著名印度學家、佛教學家弗勞沃奈爾。博士畢業(yè)后他便留在維也納大學任教，60年代末，他的研究領域拓寬到佛學與藏學的內容，他根據藏譯本重構梵本《因滴論》，在因明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1973年在維也納大學印度系佛教與藏學部分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維也納大學“佛學與藏學系”。他還任日本東京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

斯坦因凱爾勒教授一直專注于因明學，即佛教認識論與邏輯學的研究，致力于研究古老東方哲學中的思維科學，成為國際上這一專業(yè)領域內的著名專家。他的研究側重于這一學派關于思維規(guī)律的學說思想。早在上世紀60年代他已完成了對法稱重要著作《因滴論》的研究。當時學術界認為《因滴論》梵文原典已佚(近幾年已在西藏重現其梵文原典)，學者們只能從保存在注疏中的片斷中考察原典的內容。于是他以藏譯本為依據，從注疏及今存其他梵本中搜尋并摘出引文及其相應文句，構成該論的主體部分，將殘缺部分根據藏譯本還譯成梵文，如此重構出《因滴論》梵文本，然后據此譯成德文，在學術界引起反響。以后的歲月里，致力于因明學重要典籍《釋量論》和《量抉擇論》等的翻譯和研究。在長期從事梵藏文佛典校勘工作中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套系統(tǒng)完整的方法。這套方法體系已為越來越多的梵文學家所接受，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國際影響。

在斯坦因凱爾勒教授的組織和領導下，于1995年6月18日至24日，在奧地利格拉茨市成功舉辦了第7屆國際藏學會。那次會議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近300人出席會議。中國有21位藏學家參會，是較前幾次相比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國際藏學會主席貝戴克(意大利著名藏學家)在大會演講中肯定了近年來中國藏學研究的成就，他認為中國學者，特別是藏族學者的與會改變了國際藏學會為西方人壟斷的局面。會議主辦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也表示“沒有中國藏學家的參加便不成其為國際藏學會。”[14]斯坦因凱爾勒教授極為重視同中國的合作。他曾主動與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以及西藏自治區(qū)相關部門等聯絡，到處呼吁“文物要保護，文本要研究”。在他牽線搭橋和積極聯絡下，2004年奧地利科學院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正式簽訂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關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獻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總協議書》，為雙方建立長遠的合作關系，互派學者、互換資料，推動藏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3、赫爾穆特·卡熱薩(Dr．Helmut Krasser)赫爾穆特·卡熱薩是斯坦因凱爾勒教授的得意門生，現任奧地利科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1989年從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94年起在維也納大學藏學和佛學系開設“藏學及佛學”課程。目前研究的重點領域為藏傳因明與梵文典籍，有多部論著。通德、英、藏、梵、日等多種文字。

4、霍斯特·拉斯克(Df.Horst Lasic)霍斯特·拉斯克師從斯坦因凱爾勒教授，曾獲維也納大學博士?，F供職于奧地利科學院亞洲研究所，主攻藏傳因明和梵文典籍。在維也納大學藏學和佛學系開設藏語課程。通德、英、梵、藏等多種文字。

5、庫爾特·托佩爾(Dr．Kuft Tropper)庫爾特·托佩爾目前在維也納大學南亞和西藏及佛學系任職，同時也是奧地利科學基金贊助的“喜馬拉雅西部文化史”課題主要成員。 2001年從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重點研究領域為西藏寺院的壁畫和題記，曾參與維也納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承擔的“印度達布寺研究”項目，曾對西藏夏魯寺進行多次調研，并完成了博士論文《西藏夏魯寺轉經路壁畫研究》[15]。通德、英、藏、梵文，兼懂漢語。

6、赫爾穆特·陶切爾(Dr．Helmut Tauscher)赫爾穆特·陶切爾為維也納大學南亞和西藏及佛學系教授。曾在印度拉達克的一個藏傳佛教寺院學習藏文和佛教經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觀學和因明學。有多部論著，其中有的用藏文完成。

7、黛博拉·克林伯格·塞爾特教授(Prof．Deborah Klimburg-Salter)克林伯格教授，美國人， 1976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9年起在維也納大學從事亞洲藝術史研究。她是目前在西藏藝術史方面有一定影響的女性教授?，F任維也納“喜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項目”主任、維也納大學亞洲藝術史教授。她主持完成的“印度達布寺藝術研究”在國外學術界獲得很高的評價。

8、鞏塔姆·哈佐特博士(Dr．Guntram Hazot)哈佐特于1991在維也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92—2000年供職于維也納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其間兼任藏學和佛學系講師。2000年后加盟到萊比錫大學與著名藏學家索仁森(Prof．PerK．Sorensen)合作實施“西藏中部寺院歷史研究”項目。他多次赴藏區(qū)考察，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有長期的合作關系，并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次仁加布研究員一道完成了《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吐蕃王拉·布巴堅和雅桑之歷史》等著作。

9、戴姆伯格博士(Dr. Hildegard Diemberger)戴姆伯格于1992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0年一直在維也納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工作，自2000年后到英國劍橋大學工作，并任碩士生導師。與西藏社會科學院有長期的合作項目。與西藏社會科院學巴桑旺堆研究員一起完成了《協噶教法源流》等著作的翻譯和研究。

10、查爾斯·然波(Charles Ramble)查爾斯·然波，曾在維也納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工作，多次赴藏考察。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和尼泊爾的人類學研究。目前在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從事藏學研究工作。他是2003年第10屆國際藏學會的主辦者，2006年在第11屆國際藏學會上當選為新一屆國際藏學會主席。

五、中國藏學界與奧地利涉藏研究機構的合作項目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藏學界與奧地利藏學界的交流不斷密切，雙方互派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同時也設立了若干合作項目。

1、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的合作項目

(1)大譯師俄·洛丹喜饒(1059—1109)研究課題立項時間為1999年。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鄭堆研究員承擔，學術指導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課題研究成果之一《大譯師俄·洛丹喜饒傳》(校注本)[16]已于2004年由維也納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成果獲首屆珠峰獎藏文研究專著類二等獎。

(2)《集量論注釋》梵文本轉寫、校注及研究項目項目立項時間為2004年。該項目是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和奧地利科學院于2004年共同簽署的《關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獻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總協議》簽訂后的第一個合作研究項目。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和奧地利科學院亞洲文化及思想史研究所具體實施。目前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和奧地利科學院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梵文文本系列”叢書的第一卷古印度大師吉年陀羅菩提的因明學著作《〈集量論注釋〉之梵文轉寫及校注版》[17]。該叢書系列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拉巴平措總干事和奧地利科學院院士厄恩斯特·斯坦因凱勒教授共同創(chuàng)辦并擔任主編。第一卷包括上下兩部書。第一部是對《集量論注釋》第一章梵文文本的校注版。第二部是該文本的羅馬字轉寫版?！都空撟⑨尅疯笪霓D寫及校注版的出版將為梵文研究、印度學研究和藏學研究提供重要資料，也為今后梵文文本的轉寫、校注和出版提供經驗。

(3)《五蘊論》梵文本轉寫、校注及研究課題立項時間為2005年。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學竹博士承擔，學術指導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課題正在實施過程中，計劃2007年結題。

(4)《八思巴聞法錄》之研究課題立項時間為2005年。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鄭堆研究員承擔，學術指導為斯坦因凱爾勒教授，課題正在實施過程中，預計2007年結題。

2、西藏社會科學院與維也納大學的合作項目

(1)《協噶教法源流》英譯評注研究課題課題承擔人為西藏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員。合作者為時任維也納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研究人員的戴姆伯格博士，現在她出任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文學系蒙文研究中心主任。課題成果《協噶教法源流英譯評注本》[18]1996年在奧地利出版。

(2)《昌珠寺志》研究課題課題承擔人為西藏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員。合作者為時任維也納大學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系研究人員的哈佐特博士等。完成《昌珠寺志英譯評注本》一書，待出版。

(3)蔡公堂寺歷史研究課題承擔人為西藏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員。其合作者為哈佐特博士等。完成《蔡公堂寺史》英文版，待出版。

(4)《巴協》研究課題課題承擔人為西藏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員，其合作者為戴姆伯格博士。研究成果《巴協英譯評注本》[19]于2000年由奧地利科學院出版，并獲首屆珠峰獎英語研究類三等獎。

(5)雅桑史研究課題承擔人為西藏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員。其合作者為哈佐特博士等。完成了《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吐蕃王室拉·布巴堅和雅桑之歷史》[20]一書，于2000年由奧地利科學院出版，并獲首屆珠峰獎英語研究類三等獎。

六、小結

通過對奧地利與西藏的歷史上的關系，以及奧地利主要涉藏教研機構和藏學研究人員現狀的研究，奧地利的藏學發(fā)展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1、奧地利與西藏一直有一種很特殊的關系。奧地利雖然不算大國，但它對西藏的關注程度完全不亞于西方強國。無論是傳教士時代、納粹時代，還是歐洲時興藏學研究時代，奧地利對西藏的關注始終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

2、奧地利傳統(tǒng)藏學注重基礎研究。由于歷史的原因，奧地利藏學研究幾乎和印度學研究同時得到發(fā)展和壯大，而印度學研究主要還是古印度的經典研究，因此這種研究方法也直接影響了該國的藏學研究。加之過去他們在做現實研究方面條件的局限性，因此現實研究遠遠不如基礎研究。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很多奧地利學者也開始注重對西藏現實的研究。

3、奧地利藏學研究的特色突出、權威性強?！熬S也納學派”的研究方法在藏學研究領域成功運用，在長期從事梵藏文佛典?？毖芯抗ぷ髦蟹e累了豐富的經驗，使奧地利的藏學研究形成了一整套系統(tǒng)的方法和特色。目前奧地利在因明梵藏典籍方面具有權威地位。維也納大學的中觀學、佛教藝術、西藏人類學等的研究也有其獨特之處，在國際藏學界也有一席之地。此外，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已成為奧地利藏學研究方面的潮流。

4、奧地利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素養(yǎng)較為突出。奧地利藏學研究機構和人數規(guī)模不大，但在藏學領域可以稱得上是“大國”，這與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素養(yǎng)有著密切的關系。該國搞藏學研究的人大都是在印度學、人類學、藝術學研究的扎實基礎上從事藏學研究的，因此知識結構比較全面，視野比較廣闊。精通多種語言文字是歐洲學者的一大特點，加之學者本身對藏學相關語言文字的高度重視，使他們大都能熟練運用德、英、法、藏、梵等語言文字，個別學者還能用中文、日文等進行研究。此外，在維也納大學里梵文和藏文是攻讀藏學專業(yè)的必修課程，因此對梵藏兩種語言文字普及起到了推動作用。

5、奧地利的藏學研究基本保持比較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在與西藏的關系上，奧地利雖有納粹人員染指西藏問題等不光彩的歷史，有為“西藏獨立”而作宣傳的哈勒的“西藏博物館”，有與“西藏流亡政府”關系密切的西藏中心等組織，但奧地利的藏學學者在學術研究方面能夠堅持較為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正是有了這一基礎，才使中奧兩國在藏學領域不斷有新的合作和新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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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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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倉珠嘉：《藏醫(yī)實踐概論》[M]，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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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明銀：《西藏學的誕生——兼述基督教徒所看的西藏佛教》[J],《法光學壇》，第6期（2002年）。參見佛學研究網WWW.yuys.com.

[3]黃夏年：《20世紀歐美的佛學研究》[A]，國學網www.guoxue.com.

[4]以上傳教士的相關記載參見伍昆明：《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年。米歇爾·泰勒著，耿昇譯：《發(fā)現西藏》[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

[5]米歇爾·泰勒著，耿昇譯：《發(fā)現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

[6]有關白乃心的記載參見米歇爾·泰勒著,耿異譯:《發(fā)現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

[7]魏小娟：《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在何方？》[J]，《世界科學》2004年第4期。

[8]范大鵬：《往事千年——歷史長河中的精彩瞬間》[M]之“希特勒兩次派人進西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引自www.xinhuanet.com.

[9]見百度百科：“雅利安人”詞條解釋，www.baike.baidu.com。

[10]根據范大鵬：《往事千年——歷史長河中的精彩瞬間》和任言實“美國影片《西藏七年》的丑聞：主人公哈勒原是納粹分子”（www.tianxing.org）的內容整理。

[11]見百度百科：“雅利安人”詞條解釋，www.baike.baidu.com。

[12]冷曉玲：《奧地利科學院的研究部門評估機制》[J]，《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2年第3期。

[13]資料來源：黃夏年：《20世紀歐美的佛教研究》[A]，中國藏學網：fauxfurslides.com.

[14] 《西藏的對外文化交流》[A]，www.gemsoo.com.

[15] Die Jātaka-Inschriften im skor lam chen mo des Klosters Zha lu. Einführung, textkritische Studie,Edition der Paneele 1-8 mit Sanskritparallelen und deulscherū bersetzung.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63.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Wien 2005,p.413

[16] Dram Dul“Jig rten mig gcig blo ldan shes rab kyi rnam thar. Biography of Blo ldan shes rab.The Unique Eye of the World by Gro lung pa Blo gros'byung gnas. The Xylograph Compared with a Bhutanese Manuscript”(2004)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WSTB No.61).ISBN3-902501-00-6.

[17] Ernst Steinkellner,Helmut Krasser,Horst Lasic(eds.),Jinendrabuddhi's Pramanasamuccayatika,Chapter 1.Part I:Critical Edition,PartⅡ：Diplomatic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Beijing2005,ISBN:7-80057-743-0,7-80057-744-9.

[18] Pasang Wangdu,Hildegard Diemberger in co-operation with Guntram Hazod,Ngag dbang skal ldan rgya mtsho Shel dkar chos'byung,History of the'White Crystal'.Religion and Politics of Southern La stod, transl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Vienna 1996,ISBN:3-7001-2597-6.

[19] Pasang Wangdu, Hildegard Diemberger, dBa'bzhed:the Royal Edict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Buddhas's Doctrine to Tibet,transl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enna 2000.ISBN:3-7001-2956-4.

[20] Tsering  Gyalpo, Guntram Hazod and Per K.Sorensen(eds.),Civilization at the foot of Mount Sham-po:the royal house of lHa Bug-pa-can and the history of g.Ya'-bzang;historical texts from the monastery of g.Ya'-bzang in Yar-stod(Central Tibet)/annotated translation,transliter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enna 2000.ISBN:3-7001-2954-8.

（作者：索珍摘自：《中國藏學》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