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主要涉藏研究機構及人員概況

20世紀以來，隨著一些涉藏研究機構的產(chǎn)生，印度學界對西藏的認識和研究逐漸深化，也出現(xiàn)了一批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印度獨立以后，特別是中印兩國圍繞邊界問題爆發(fā)一系列沖突和戰(zhàn)爭以來，印度對于西藏的興趣有了更大的提高，涉藏研究的學者數(shù)量有了較大程度的增長。印度對西藏的研究雖然起步比較早，但整體水平并不高，專門從事涉藏研究的機構和人員規(guī)模也并不大，這與印度作為與中國西藏相鄰的亞洲大國的身份并不匹配。印度的藏學研究雖然水平有限，但由于藏學是連接中印兩大古老文明的一條重要紐帶，并且“西藏問題”對于中印兩國的現(xiàn)實外交關系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了解印度藏學同行的狀況和研究領域?qū)τ谖覀兗訌娚娌匮芯款I域的交流，進而了解印度人的西藏觀和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試圖通過收集、整理、分析印度涉藏研究機構和人員的發(fā)展歷程和現(xiàn)實狀況，為國內(nèi)學術界提供一些了解印度藏學主要研究領域和成就的基礎性資料。

一、印度早期對西藏的探索

印度與西藏有著上千年的文化交流歷史，但印度學者較為系統(tǒng)地對西藏進行研究主要還是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后的事。隨著英印當局向西藏滲透的步伐，一些受雇于英印政府的印度當?shù)厝顺蔀榱擞趁裾咛剿魑鞑氐鸟R前卒，這些人政治上服務于英國侵略西藏的整體策略，對于西藏的安全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們早期對西藏的探索，特別是對西藏語言、宗教、歷史、文化的研究為當時外部世界了解西藏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他們的一些著作甚至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普蘭·吉里(Puran Giri，1743—1795)也許是近代史上第一個研究藏學的印度人。他早年當過印度教僧侶，并周游南亞。在二十幾歲時，他經(jīng)尼泊爾進入西藏阿里和后藏地區(qū)。在西藏的幾年時間里，他學習了藏語和蒙語，并對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由此他與當時的六世班禪建立了較好的私人關系。1772年，英印當局借不丹與孟加拉之間的戰(zhàn)爭吞并了后者，并對不丹構成威脅。不丹王向西藏求救。吉里受托向印度總督哈斯汀斯轉交一封六世班禪的斡旋信，由此吉里被英印當局看中。1774年，吉里受命再次前往拉薩，以加強與西藏當局的聯(lián)系。當時六世班禪希望印度能為其境內(nèi)的藏人提供定居點，經(jīng)過吉里的溝通，哈斯汀斯同意在霍拉(Howrah)地區(qū)撥出土地用于建造一個為藏人提供安居之所的藏式寺廟。在吉里的監(jiān)督下，1780年該寺廟最終完工，并被命名為蕃巴干寺(Bhotbagan Math)。1779年六世班禪應乾隆皇帝邀請前往北京為其祝壽，吉里也在隨員隊伍中。1780年六世班禪在北京去世，吉里也隨他的遺體返回西藏。1785年，在結束了最后一次西藏之行后，吉里結束了其政治生活，在他參與修建的蕃巴干寺隱居。1795年，蕃巴干寺被匪徒襲擊，吉里在那場事故中喪生。[1]普蘭·吉里雖然沒有留下重要的藏學著作，但他對西藏語言、宗教、文化的熟悉以及在早期西藏與英屬印度建立聯(lián)系的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無疑對后人認識和了解西藏提供了較大的幫助。

克里希納·坎塔·波色(Krishna Kanta Bose)編出了印度第一本藏語語法詞典[2]，該詞典用孟加拉語寫成，約成書于1815—1816年，是他在不丹工作期間利用業(yè)余時間完成的重要成果。波色是英屬孟加拉朗布爾(Rangpur)地區(qū)法官戴維·斯科特(David Scott)的秘書。1815年英屬不丹發(fā)生邊界糾紛，在斯科特的推薦下，英印政府任命波色為特使，赴不丹處理危機。波色在不丹停留的一年多里，除了參與政治談判，主要的時間就是用于研究和撰寫藏學領域的著作，特別是藏語語法詞典。由于歷史的原因，波色大部分的著述都沒有存世，只有少數(shù)被當做斯科特的著作出版。他編寫的第一本藏語語法詞典長期存放于加爾各答國家圖書館，直至上世紀才被匈牙利科學院的拜特倫福爾維博士(Dr.Geza Bethlenfalvy)從故紙堆中發(fā)現(xiàn)[3]。

薩拉特·錢德拉·達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是印度早期最為重要的藏學學者。達斯早年畢業(yè)于加爾各答大學總統(tǒng)學院(Presidency College)，后被任命為大吉嶺的菩提亞寄宿學校(Bhutia Boarding School)校長。達斯一生最為人所熟知的事跡就是他受雇于英印政府，兩次潛入西藏盜取情報和經(jīng)典文獻。當時正值英國計劃向西藏侵略的重要時期，英印政府不斷派出各種間諜前往西藏刺探情報。達斯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個，他的行動“象征著這一時期英國策劃入藏間諜活動的頂點和終結”[4]。1878年，他在一位錫金喇嘛烏金嘉措的陪同下第一次潛入西藏并停留了6個月。在西藏期間，他們會見了班禪，但未能到達拉薩。達斯在其西藏之行中不但偷偷繪制了西藏沿路的地形、道路狀況，獲取了西藏的一些社會人文情報，還盜走了許多價值連城的藏文、梵文典籍，這些文獻日后成為他學術成就的重要基礎，他后來發(fā)表的許多關于藏族語言文字、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論著都以引用當時外間罕見的藏文資料而受到國外學者的重視。[5]1881年，達斯再次與烏金嘉措進入西藏，這一次他們在西藏停留的時間更長，不但順利到達拉薩，會見了8歲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同時也盜竊了更多西藏地方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情報。1883年達斯返印后，其間諜身份曝光，導致西藏許多接待過他的貴族、僧侶受到嚴懲。此后，達斯定居于大吉嶺，專門從事藏學研究工作。他編纂了大部頭的《藏英詞典》，并于1902年出版，這是繼匈牙利人喬瑪和德國人耶司克各自編纂的藏英詞典之后在該領域最大規(guī)模的辭書，直到1985年張怡蓀主編的《藏漢大辭典》出版以后，該詞典在藏文辭書領域的領先地位才結束。不過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部辭書仍然存在著不少觀點和技術性的錯誤[6]。

除了以上提到的幾位人員，還有內(nèi)恩·辛格(Nain Singh)、基山·辛格(Kishan Singh)、金塔普(Kintup)等較為著名的受雇于英國的土著間諜在不同時期潛入西藏，獲取西藏地理、地質(zhì)、人文等方面的情報。[7]這些人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但他們獲取的情報對于當時外界了解西藏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印度當代主要涉藏研究機構與人員

進入20世紀以來，印度對西藏的研究有了實質(zhì)性和規(guī)模性的發(fā)展。以印度國際大學印藏學系和印度國際文化學院的建立為標志，印度的藏學研究結束了單打獨斗的局面，有了專門從事涉藏研究的學術機構，藏學研究有了較為集中的研究、教學和出版平臺，研究人才的培養(yǎng)、傳承，學術成果的發(fā)布、展示都更為系統(tǒng)化。印度獨立以后，特別是中印兩國圍繞邊界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和沖突以來，印度對西藏的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大，從歷史、語言、宗教、文化等領域擴展到政治、安全和雙邊關系領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印度國內(nèi)對“西藏問題”，特別是流亡藏人的研究逐漸增多。如今印度涉藏研究初步形成了基礎研究與現(xiàn)實研究并列的局面，各研究方向雖有重疊，但大致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研究內(nèi)容和機構、學者隊伍。

1、基礎研究領域

與大多數(shù)國家一樣，按照語言學、宗教學、歷史學等學科路徑開展的藏學基礎研究在印度是相對起步較早的傳統(tǒng)學科，印度早期的藏學研究人員也多數(shù)從事該領域的研究。印度最初開始系統(tǒng)化研究藏學主要是源于西藏的典籍中包含著大量已在印度失傳的大乘佛教經(jīng)文，其中許多是珍貴的梵文佛典，這些文獻中包含了許多因佛典失傳而難以了解的印度本國歷史的記載。以佛教典籍研究為切入點，印度學者開始對西藏的語言、文化、歷史進行綜合性研究。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相繼出現(xiàn)了一批較為突出的研究機構和學者。

(1)主要研究機構

國際大學印藏學系(Department of Indo-Tibetan Studies，Visva-Bharati University)。國際大學由印度文豪泰戈爾創(chuàng)辦，致力于對各個國家和地區(qū)文化進行研究。由于認識到西藏語言和典籍的研究對于了解印度古代文化和歷史的重要性，泰戈爾決定將藏語的學習引入該大學。1921年，法國東方學家塞爾文·列維(Sylvain Levi)成為國際大學的首位訪問學者。在訪學期間，列維致力于對梵文、巴利文、藏文、漢文的佛教典籍進行比較研究，并使之成為國際大學佛學研究的新潮流[8]。列維1922年離開后，巴特查亞(Vidhusekhara Bhattacharya)、譚云山、圖齊等學者先后在國際大學進行藏學相關領域研究，他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藏語文和藏傳佛教。為了更好地理解藏文文獻，國際大學還專門從西藏請來寺院喇嘛擔任研究輔助工作。1954年，在時任副校長[9]、著名的印度學家、漢學家巴格齊(Prabodh Chandra Bagchi)的推動下，國際大學正式成立印藏學系。印藏學系是印度目前僅有的兩所藏語文教學中心之一(另一個是流亡藏人創(chuàng)辦的“中央”高等藏學研究院)。

印度國際文化學院(International Acadcmy of Indian Culture)。該學院由印度著名學者維拉(Raghu Vira)創(chuàng)辦，致力于對中亞、南亞地區(qū)的文化、歷史、語言、宗教進行研究，其中藏學是其重要分支。該學院最早于1932年在旁遮普地區(qū)的拉合爾(Lahore)創(chuàng)辦，此后于1946年遷到納格普爾(Nagpur)，于1956年遷到新德里，并一直到今天[10]。除進行相關研究之外，印度國際文化學院最為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出版了許多重要的藏文文獻，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百藏叢書》(Sata-Pitaka Series)，該叢書1957年開始出版，內(nèi)容包括歷史、宗教、文化、語言等各個方面，這些書籍多為藏文原文的重印，對于藏學研究者無疑是重要的參考書[11]。印度國際文化學院據(jù)說曾是印度主要的藏學研究機構，但在維拉去世后，該機構雖由維拉的兒子、同樣是著名的藏學學者錢德拉執(zhí)掌，但似乎已風光不再，除了繼續(xù)出版一些藏學著作以外，沒有什么顯著的研究活動。

南加藏學研究所(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這是原錫金最為重要的藏學研究機構，位于錫金首府甘托克，研究所所在地為錫金王扎西南加為紀念其亡子而捐贈的土地。1958年10月1日，在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shù)闹鞒窒拢芯克匠闪?。研究所主要的工作是通過建立科研項目、舉辦講座、研討會、資助訪問學者、出版圖書和學術刊物、進行國際學術合作等形式支持和鼓勵藏學研究，特別是對西藏宗教、歷史、語言、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下設一個圖書館和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了大量藏文文獻，其中有超過6萬部佛教典籍，以及許多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的著作。博物館里收藏了許多珍貴的佛像、唐卡和其他藝術品，以及大量的貝葉經(jīng)。從1964年開始，該研究所每年出版兩期《藏學通訊》(Bulletin of Tibetology)，這是在藏學領域非常有影響的學術刊物。研究所現(xiàn)任所長是扎西·登薩巴(Tashi Densapa)[12]。

(2)主要研究人員

拉古·維拉(Raghu Vira，1902—1963)，是印度國際文化學院的創(chuàng)始人和著名的藏學叢書《百藏叢書》的主編。他出生于印度西旁遮普地區(qū)，從旁遮普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他前往英國荷蘭攻讀博士學位。此后他回國擔任恒法學院(Sanatan Dharma College)梵文系的系主任。維拉主要的學術貢獻在語言學方面，他曾編纂了《英印大辭典》，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梵文、藏文書籍。他在藏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西藏壇城》[13]。印度獨立以后，維拉開始投身政治，但由于與尼赫魯在對華政策上有分歧而辭職。維拉主張建立針對中國的泛佛教區(qū)聯(lián)盟，這種強硬的對華立場不被印度政府所接受。隨后維拉加入人民同盟(人民黨前身)，并擔任主席。1963年在參加競選宣傳活動時遭遇車禍去世。[14]

?？死锏蟻喲偶{(Tripitakacharya Rahula Sankrityayana,1893—1963)出生于印度北方邦一個婆羅門家庭，青年時代開始對佛教產(chǎn)生興趣，并從西藏旅行回來后正式剃度成為佛教僧侶。他一生曾4次前往西藏(分別為1929、1934、1936、1938年)，帶回了超過4500份珍貴文獻，其中有整部《甘珠爾》和《丹珠爾》，以及500多份梵文文獻。這些文獻現(xiàn)存放于印度巴特納(Patna)的賈亞斯瓦爾研究所(K．P．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死锏蟻喲偶{還是印度第一位編纂《藏印詞典》和《藏梵詞典》的學者。非常有趣的是，?？死锏蟻喲偶{不僅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還是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追隨者。1937年，他第一次前往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擔任梵文講師，期間還俗與一名俄羅斯女子結婚。1940年，他參與創(chuàng)辦了印度比哈爾邦(Bihar)的共產(chǎn)黨組織。由于蘇聯(lián)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謝爾巴茨基的推薦，1945年桑克里迪亞雅納再次前往列寧格勒大學，擔任梵文教授。1963年，他病逝于印度大吉嶺[15]。

巴格齊(Prabodh Chandra Bagchi，中文名為“師覺月”，1898—1956)出生于英屬孟加拉地區(qū)，1918年畢業(yè)于克里希納納迦爾政府學院(Krishnanagar Government College)，此后進入加爾各答大學從事古代歷史和文化方向的研究生學習。在研究生學習階段，他在進行訪學的法國東方學家列維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并陪同后者前往尼泊爾、印度支那半島和日本研究古典文獻。1922年，他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后在印度國際大學執(zhí)教，在其不懈的努力下，國際大學印藏學系最終成立。巴格齊一生在印度學、漢學、藏學、佛學、梵文等領域著力甚深，成果較為豐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印度與中國》[16]，此外他在佛教研究領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密宗研究》[17]。

羅凱什·錢德拉(Lokesh Chandra)是印度當代著名的佛教研究學者。他是梵文研究專家拉古·維拉之子，在維拉去世后一直擔任印度文化學院院長。此外他還是印度上議院議員、印度文化交流協(xié)會(Indian Council for Cultural Relations)副會長和印度歷史研究協(xié)會(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主席[18]。他在藏學研究領域的主要成果包括《藏梵詞典》[19]以及20卷的《佛教造像詞典》[20]等。

梅赫拉(Parshotam Mehra)是印度旁遮普大學歷史與中亞研究系的歷史學教授、前系主任，早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他主要研究傳統(tǒng)西藏政治史、中印邊界爭端史等等。他在藏學和涉藏領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1904—37年的西藏政治——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之間的斗爭》[21]、《麥克馬洪線及其后：關于1904—47年英、中、藏三方在印度東北邊界爭議的研究》[22]、《東北邊疆：對印、藏、中之間兩敗俱傷爭斗的文件解讀》[23]等。梅赫拉最近一部關于西藏的著作是《西藏：關于歷史和政治的論文集》[24]，在該書中，梅赫拉介紹了達賴、班禪兩大活佛系統(tǒng)以及歷史上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王朝、新中國中央政府、英印政府、沙俄政府的關系，并對當前所謂的西藏自治問題、流亡藏人問題和印度對華政策中的西藏因素進行了解讀[25]。

辛哈(Nirmal Chandra Sinha，1911—1997)是印度錫金邦主要藏學研究機構南加藏學研究所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他早年畢業(yè)于加爾各答大學，獲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yè)以后，他先后在加爾各答大學任教，在國家檔案館任編輯，擔任國防部歷史研究所主任、國家檔案館副館長、信息與傳播部研究部門主任。1956年辛哈被派往錫金首府甘托克促建印度政治專員辦公室文化信息部，這次任務成為他投入藏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契機。在此期間，他陪同兩位喇嘛前往西藏考察，并由此對西藏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1958年，他主持創(chuàng)建了南加藏學研究所，并三度出任所長(1958—1971、1974—1976、1982—1989年)，還親自擔任《藏學通訊》的主編。在他的領導下，南加藏學研究所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此外，辛哈還曾擔任加爾各答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和北孟加拉大學喜馬拉雅高級研究中心主任[26]，并且是英國皇家中亞學會會員。辛哈在藏學領域的主要成果有《西藏歷史與宗教導論》《怎么中國的西藏地方過去是中國的?》[27]，在后一本書中，他站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立場上鼓吹“大印度”和亞洲主義，強調(diào)印藏之間的特殊關系，否認西藏歷史上是中國一部分，為西藏分裂主義的活動提供理論和歷史依據(jù)[28]。

拉胡爾(Ram Rahul)曾為印度國際關系學院(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亞研究系的系主任。1970年尼赫魯大學成立后，該學院并入尼赫魯大學，成為大學之內(nèi)的國際關系學院。拉胡爾在藏學領域主要的成果包括《西藏的政府與政治》和《喜馬拉雅邊境地區(qū)》[29]等。

阿赫邁德(Zahiruddin Ahmad)主要研究西藏的歷史和宗教，他先后出版了《十七世紀的漢藏關系》《1679—1684西藏—拉達克—蒙古之間戰(zhàn)爭的新解》《西藏與拉達克史》《印度和西藏的佛教哲學簡介》[30]，他還將五世達賴喇嘛的《西藏王臣記》翻譯成英語[31]。

查托帕迪亞耶(Alake Chattopadhyaya)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西藏宗教史，她曾出版了《藏文史料中的阿底峽與西藏》[32]一書，詳細記錄了阿底峽的生平并概述了西藏古代歷史。該書雖然是主要根據(jù)藏文史料進行的研究，但對許多重要的藏文資料并沒有加以利用[33]。此外，她還將達斯的許多文章匯編成《西藏研究》一書。

雷努克·辛格(Renuka Singh)是印度尼赫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體系研究中心副教授，在尼赫魯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至今。辛格主要關注女性解放的社會問題，并對西藏文化中如何看待女性的問題有一定興趣，曾在1986年的國際社會學大會上提交一篇名為《藏傳佛教中的女性解放》的論文。此外，還發(fā)表了題為《科學與靈性：藏傳佛教徒的視角》的論文[34]。

慕克吉(Priyadarsi Mukherji)是尼赫魯大學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學院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其主要的工作領域是漢語文和文化研究，藏語文研究可以說是他的副業(yè)。慕克吉的博士論文涉及漢藏民間文學的比較研究[35]。作為研究領域涉足藏語文的專家，他曾在2009年12月?lián)芜^印度大學授權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 Commission)駐“中央”高等藏學研究院的評估委員會成員[36]。

甘內(nèi)基(Hira Paul Gangnegi)是德里大學佛學系副教授，1981年在德里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研究方向為藏傳佛教，1995年在德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碩士畢業(yè)后，他就開始在德里大學佛學系任教，歷任講師、高級講師、副教授。他的研究興趣包括大乘佛教和藏傳佛教歷史、藏語文等，這些同樣也是他在德里大學的講課內(nèi)容。除擔任教職外，他廣泛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現(xiàn)為西藏之家(Tibet House)終身會員、西藏之家印藏藝術與文化研究小組成員、西藏研究小組(Tibet Study Group)成員、全印度支持西藏小組(All India Tibet Support Group)成員。他在藏學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西藏早期佛教文學與佛教的發(fā)展》《藏傳佛教派別的起源與發(fā)展》《塔波寺廟群：西喜馬拉雅印藏文化的活見證》[37]。此外，他參加了許多藏學研究領域的學術會議，并提交了相關論文[38]。

2、中印關系研究領域

中印兩國雖同為文明古國，但一直以來對彼此的認識都差不多停留在遙遠的文明這樣的程度。兩國各自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獲得獨立后，在國際事務中都視對方為可以依賴的伙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印兩國至少在近代以來第一次有了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相鄰關系，加上近代以來西方主權和領土等概念強力介入東方政治體系后產(chǎn)生的國家間利益分歧，給雙邊關系的發(fā)展帶來了一定的變數(shù)。

1962年，中印爆發(fā)邊界戰(zhàn)爭后，印度國內(nèi)本著“了解敵人”的原則，對中國研究突然開始投入巨大的關注[39]。在這方面，邊界沖突成因的回顧、沖突過程的檢討、印度北部安全環(huán)境的研究是較為熱門的議題，并且由于西藏作為邊界糾紛的焦點地區(qū)和印度安全設計中潛在的“緩沖區(qū)”的地位，這些方面的研究無疑都或多或少帶有涉藏的成分。20世紀80年代中印關系緩和后，中印關系中的西藏因素研究開始進入學術領域，由于“西藏問題”被看作印度對華政策中重要的籌碼，因此許多印度學者在研究中國國內(nèi)問題和中印外交關系時都難免涉及對西藏的討論。此外，與西藏相關的安全研究內(nèi)涵進一步擴大，出現(xiàn)了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研究，比如對西藏水資源與印度國家安全的探討。在以上問題的研究中，學者討論西藏只是為其邊界、安全和外交研究服務，因而這些學者很難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藏學學者，充其量只是涉藏研究學者。

古普塔(Karunakar Gupta，1916—1987)1954年畢業(yè)于倫敦大學經(jīng)濟學院，獲國際關系(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并且是第一個獲得該學位的印度人。此后他一度在倫敦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Chatham House)研究國際關系。返回印度后，他一直在加爾各答一所女子學院任教。古普塔一生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知的研究領域是中印關系，特別是中印邊界問題的研究。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zhàn)爭后，由于認識到邊界問題已經(jīng)成為中印關系中最為重要的問題，也是阻礙兩國關系發(fā)展的最主要障礙，古普塔決定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他對中印邊界問題進行研究的路徑主要是借助歷史學的方法，對邊界問題產(chǎn)生的背景、由來以及中印雙方?jīng)_突的經(jīng)過進行歷史的考察，在此過程中他尤其重視英印政府文件的研究。 1974年，古普塔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印邊界秘史》[40]，這是學術界研究中印邊界問題最為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在該書中，古普塔指出印度政府的官方聲明中許多內(nèi)容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印東段邊界，印度所提出的麥克馬洪線要求不僅在國際法上缺乏合理的依據(jù)，而且根據(jù)對1938年英印殖民當局篡改1929年版《艾奇遜條約集》這一事實的揭露，所謂麥克馬洪線的歷史依據(jù)也不攻自破；在中印西段邊界，印度對阿克賽欽的領土要求，并無條約、傳統(tǒng)習慣方面的依據(jù)，即使根據(jù)印度一貫主張的分水嶺原則來劃分，也對印度不利[41]。此外，古普塔還著有《中印關系，1948—52：K·M·潘尼迦的作用》《麥克馬洪線，1914—1945：英國的遺產(chǎn)》等涉及中印關系的著作[42]。古普塔的研究有力地修正了過去人們對中國的偏見，使人們對中印邊界的歷史真相有了比較確切的了解。

斯瓦密(Subramanian Swamy，1939—  )1964年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獲得經(jīng)濟學博士學位，此后先后在哈佛大學、印度理工學院任教。1991年開始，斯瓦密正式進入印度政界，歷任印度貿(mào)易與司法部長 (Minister for Commerce，Labor and Justice)、勞工標準與國際貿(mào)易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Com-mission on Labo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并且擔任過印度人民黨(Janata Party)主席。斯瓦密是中印關系研究專家，曾積極投身于中印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1981年，他成功勸說鄧小平向印度教朝圣者開放西藏岡仁波齊山和瑪旁雍錯湖[43]。他在中印關系的研究和實踐中都秉持對華友好的原則，曾在《印度的中國觀》[44]一書中指出，中印邊界在歷史上從未劃定，印度所堅持的麥克馬洪線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印度一方面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卻堅持英國殖民者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有效，這種兩面性直接導致了兩國關系的惡化[45]。關于中印關系中的“西藏問題”，斯瓦密在該書中認為，印度應該放棄在西藏和達賴喇嘛問題上“模糊政策”，放棄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所有“錯誤觀念和不合時宜的冒險主義”。他說，除非印度政府真誠地采取行動，拋棄英國殖民主義“在西藏問題上的兩面派政策”，“消除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盲點”，并通過有意義的行動向中國保證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則中印關系不可能密切、友好和熱烈[46]。

孔達帕里(Srikanth Kondapalli，中文名為謝剛)1995年在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獲得博士學位，后前往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學習中文，1997年至199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此后，他曾擔任國防分析研究所(IDSA)研究人員，2006年起在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副教授。他在中印關系的研究方面著力甚深，對于中印關系中的“西藏問題”也有自己的理解，曾主編1993—1996年度《東亞新聞評論集》[47]，其中專門設有西藏的章節(jié)，發(fā)表了《中印關系中的西藏因素》《西藏的基礎設施建設》[48]等當代涉藏評論。

杰賓·雅各布(Jabin T.Jacob)是印度和平與沖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 Conflict Studies)高級研究員，畢業(yè)于尼赫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獲中國研究方向的博士學位。他的研究興趣主要包括中印關系、中國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狀況、中國的中央與省際關系等。在涉藏研究方面，他曾經(jīng)發(fā)表《青藏鐵路與乃堆拉——印度的挑戰(zhàn)與機遇》《塑造“新的前進政策”：西藏與印度的選擇》[49]等文章。在2010年6月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舉辦的“重新思考中印邊界糾紛”的研討會上，他發(fā)表了題為《一種新的“前進政策”：西藏與中印關系》[50]的演講。

斯瓦蘭·辛格(Swaran Singh)是尼赫魯大學國際政治、組織與裁軍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Organization and Disarmament)副教授，曾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訪問學者，在進入尼赫魯大學任教前曾任國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員。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中印關系和中國的外交、安全政策，在涉藏研究領域曾發(fā)表過《胡錦濤與西藏的未來》《中印戰(zhàn)略關系進程中的西藏因素》《提供庇護并非印度解決西藏問題的良方》《印度的西藏政策：是否應給予更多的政治庇護》[51]等論文和文章。

西克里(Rajiv Sikri)是印度資深的外交家，長期在印度外交部任職，曾任印度外交國務秘書。2006年退休后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所顧問。西克里在2009年曾出版了《挑戰(zhàn)與戰(zhàn)略——重新思考印度的外交政策》[52]一書，該書是對印度外交關系和戰(zhàn)略事務進行檢討的著作，側重于印度對外戰(zhàn)略演進趨勢和周邊區(qū)域外交關系的分析，主張印度應保持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本書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印度與中國西藏以及與整個中國的關系，這部分充分表明了作者對涉藏事務的立場。作者認為雖然存在雙邊戰(zhàn)略關系和邊界爭議等問題，中印關系的關鍵因素還是西藏。“西藏問題”是理解中國對印度總體政策和中印邊界問題的關鍵。由于印度收留了十幾萬流亡藏人，并且這些流亡藏人在達賴喇嘛去世后可能變得更為激進，所以印度有理由對西藏發(fā)生的一切表示關注。作者甚至認為印度應制定一套更為強硬的西藏政策，將印度官方對西藏主權的承認與所謂西藏的自治狀況掛鉤，以此在涉藏問題上打擊中國。

阿班蒂·巴特查亞(Abanti Bhattacharya)是印度德里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她2004年從尼赫魯大學畢業(yè)，獲得中國研究方向的博士學位，博士學習期間曾在復旦大學學習中文。畢業(yè)后她曾在印度知名的外交智庫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擔任副研究員。2009年進入德里大學任教。巴特查亞的研究興趣包括中國民族主義、中國少數(shù)民族、中國外交政策、西藏、臺灣、新疆、香港以及中印關系，西藏是其對華外交和戰(zhàn)略研究中的一個分支領域。她發(fā)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西藏的命運》[53]等學術論文以及大量關于西藏的評論性文章[54]，并在2007年作為課題組成員參與了國防分析研究所的課題“胡錦濤時期中國的西藏政策案例研究”(Case Study on China’s Tibet Policy under Hu Jintao’s Leadership)。

3、“西藏問題”和流亡藏人研究領域

1959年西藏發(fā)生叛亂后，十四世達賴喇嘛和數(shù)萬藏人先后流亡印度，在包括達蘭薩拉在內(nèi)的印度各地建立幾十個聚居社區(qū)。這些流亡藏人不但給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而且一些流亡藏人中的激進分子也給印度的國內(nèi)安全和穩(wěn)定帶來了一定的變數(shù)。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藏問題”的國際化被人為推進和流亡藏人社區(qū)的逐漸成熟[55]，從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角度對“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現(xiàn)象、流亡藏人生活和心理狀態(tài)及其對印度國內(nèi)的影響等問題進行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參與該領域研究的學者也逐漸增多。

克勞德·阿爾皮(Claude Arpi)是生活在印度的法裔歷史學家和藏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新聞記者。他1949年生于法國安古萊姆(Angouleme)，1972年前往印度北部喜馬拉雅地區(qū)旅行后對西藏產(chǎn)生興趣。1974年，阿爾皮從波爾多大學畢業(yè)后來到印度生活，并定居于奧羅維爾(Auroville)。阿爾皮著有《西藏：消失的邊界》《名不副實的談判》《西藏的命運》[56]等關于當代西藏的書籍[57]。2009年1月，阿爾皮在奧羅維爾建立西藏文化館(Pavilion of Tibetan Culture)[58]，并自任館長。

吉里加·薩克蘭妮(Girija Saklani)是印度一位研究流亡藏人生存狀態(tài)的社會學家，曾對印度境內(nèi)達蘭薩拉、德里、達拉頓(Dehadun)等地的流亡藏人社區(qū)進行實地考察。她主要的著作包括《印度的藏人難民：對一個漂泊社區(qū)的社會學研究》《流離失所的印度藏人：繼承與變遷的社會學研究》[59]。在《流離失所的印度藏人》一書中，薩克蘭妮對印度流亡藏人社區(qū)的家庭、婚姻、宗教、經(jīng)濟模式和政治結構、社區(qū)重建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該書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詳細探討了藏族傳統(tǒng)的婚姻家庭形式，以及流亡藏人社區(qū)中婚姻家庭的變化，對于宗教在流亡藏人傳統(tǒng)婚姻觀念與形式的繼承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充分的論證[60]。

巴拉蒂·普里(Bhariati Puri)是印度尼赫魯大學哲學博士，后在德里的發(fā)展中社會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從事博士后研究，現(xiàn)任印度理工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助理教授。她在涉藏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入世佛教：達賴喇嘛的世界觀》[61]，該書由普里本人的博士論文改編而成，根據(jù)其2001年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訪談內(nèi)容，對達賴喇嘛所謂“非暴力”、“人權”和“西藏自治”等觀念進行了詳盡的闡發(fā)[62]。

賈嚴蒂·阿拉姆(Jayanti Alam)是位于印度加爾各答的亞洲研究所(Maulana Abul Kalam Azad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MAKAIAS)研究員，畢業(yè)于加爾各答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她還是積極關注婦女、兒童和弱勢群體權益的社會活動家。她著有《流亡中的藏人社會》[63]一書，對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體制和印度的流亡藏人社會狀況進行了一定的介紹，著重對藏人婦女在流亡社區(qū)中的地位和流亡藏人社會所謂的性別平等模式進行了論述[64]。

三、小結與分析

縱觀印度的藏學發(fā)展歷程，并且與其他國家的藏學研究現(xiàn)狀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印度的藏學研究大致有以下一些特點：

1、印度的藏學基礎研究起步較早，并且在發(fā)展之初就達到了相對較高的水平。在早期接觸西藏文化并進行涉藏研究的印度人中，普蘭·吉里在大多數(shù)歐洲學人還不知道西藏的時候就率先進入西藏近距離學習和了解西藏語言、文化，并且他難能可貴地與西藏地方高層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聯(lián)系，從而得以從內(nèi)部了解西藏的政治和歷史進程。波色早于歐洲人數(shù)十年編出了印度自己的藏語語法詞典。達斯更是憑借其掌握的珍貴藏文資料，成為當時研究西藏語言、宗教、歷史的權威。

2、在藏學整體研究中，印度的藏學研究仍然偏重于語言、宗教等基礎領域，并且經(jīng)過較為長期的發(fā)展形成了一定的積累和自身的特色，雖然這些方面的研究與藏學大國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這一方面源于印度與西藏歷史上形成的密切文化聯(lián)系，使得印度學者在進行藏學語言、宗教研究時有一些先天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印度學界對從西藏傳統(tǒng)經(jīng)典中找尋印度失落的文化典籍和歷史記錄的現(xiàn)實心理。

3、以中印關系中的邊界問題和西藏因素為主的印度涉藏現(xiàn)實性研究一直以來是印度關于中印關系研究中的重要方面。這兩方面研究特別是前者長期以來一直是印度的中印關系研究中的主流，至今仍有相當一批中國問題專家矢志于該領域的研究。但隨著中印兩國同時在國際政治中崛起為有影響力的大國，印度國內(nèi)對華研究逐漸呈現(xiàn)議題多元化的趨向[65]，涉藏現(xiàn)實性問題研究雖然取得較大發(fā)展，但在中印關系研究整體中的相對地位似有所下降。

4、由于境內(nèi)居住著近十萬流亡藏人，印度學術界對流亡藏人社區(qū)進行田野調(diào)查十分便利，并且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時有出現(xiàn)。但與西方學者相比，印度學者對流亡藏人的研究成果無論數(shù)量還是質(zhì)量都有所不及[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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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S．C．Das，Tibetan Studies,edited by Alaka Chattopadhyaya,Calcutta：Bagchi & Co.，1984，pp.viii-x．

[2]書名為Bhot Desiya Bhasara Vyakarana O Sabda,意為“西藏的詞匯和語法”，全書約260多頁。

[3]參見S.C.Das,Tibetan Studies,edited by Alaka Chattopadhyaya,Calcutta:Bagchi & Co.，1984，p.iv．

[4]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第83頁。 

[5]馮蒸：《國外西藏研究概況：1949—1978》[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3頁。

[6]黃顯銘：《達斯〈藏英詞典〉錯誤舉隅》[J]，《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

[7]周偉洲：《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第83頁，第8l—82頁。

[8] Narenda Kumar Dash，ed．Tibetan Studies:Past and Present，New Delhi：Kaveri Books，2000，p.viii．

[9]印度國際大學名譽校長由印度總理兼任，校長由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兼任，因此副校長是學校的實際主持人。

[10]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Raghu-Vira

[11]劉洪記主編：《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二局，1999年9月內(nèi)部印制。

[12]參見http://www.tibetology.net.

[13] Raghu Vira,Tibetan Mandalas:Vajravali and Tantra-samuccays,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95.

[14] http://simple.wikipedia.org/wiki/Raghu-Vira

[15]參見黃瑞貞：《近代印度佛教復興運動的探討》，http://www.huayen.org.tw/thesis/15/1513.pdf.

[16] P.C.Bagchi,India and China: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Calcutta:China Press,1994.此書后再版4次，最近的第5版由新德里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于2008年出版。

[17] P.C.Bagchi,Studies in the Tantras,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1939.

[18]http://en.wikipedia.org/wiki/Lokesh-Chandra

[19]Lokesh Chandra,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New Delhi:Sharada Rani,2001.

[20]Lokesh Chandra,Dictionary of Buddhist Iconography,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 Aditya Prakashan,2002.

[21]Parshotam Mehra,Tibetan Polity,1904—37.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13th Dalai Lama and the 9th Panchen,A Case Study.1976,XL,94 Seiten.

[22]P.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s North Easter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China and Tibet,1904—47,Madras,Macmillan,1975.

[23]P.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4]P.Mehra,Tibet:Writing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es,2011.

[25]http://www.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Politics/ComparativePolitics/China/? view=usa & ci=9780198068624

[26]Dawa Norbu,“A Committed Tibetologist:Nirmal Chandra Sinha,1911—97”,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3,No.47/48,1998.

[27]Nirmal Sinh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ibet,Ambica Charan Bose,Calcutta,1973.How Chinese was China’s Tibet Region,Calcutta,Firma KLM,1981.

[28]關于該書的謬誤可參見李茂郁：《西藏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中國藏學》1990年第4期。

[29] Ram Rahul,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ibet,Delhi,Vikas Pub.,1969.The Himalaya borderland,Delhi,Vikas，1970.

[30] Zahiruddin Ahmad,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oma,1970.“New light on the Tibet-Ladakh Mughal war of 1679—84”，East and West,vol.18,No.3—4，1968.Tibet and Ladahk,a history,London,1963.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Tibet,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2007.

[31] Zahiruddin Ahmad,A History of Tibet by the Fifth Dalai Lama,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and Aditya Prakashan,2008.

[32] Alake Chattopadhyaya,Atisa and Tibet,Dipankara Srijnana in Realtion to the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ibet,with Tibetan Sources,1967.

[33]馮蒸：《國外西藏研究概況：1949—1978》，第87頁。

[34] http://www.jnu.ac.in/faculty/renuka/default.htm

[35]“Myths and Societi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Folk Literature”.

[36] http://www.jnu.ac.in/faculty/pdm/default.htm

[37] Hira Paul Gangnegi,“The Early Buddhist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ibet”,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on Buddhism and Humanism,Bodha Gaya,Bihar,1995.“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Sects in Tibet”,i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Buddhist conference on“World Buddhist Sects:A Study in Unity and Diversity”,Baudha Gaya,Bihar,1988.“The Tabo Monastic Complex:A Living Testimony of Indo-Tibetan Culture in Western Himalayas”.In Buddhism for 21 st Century,Tashi Poljor ed.,B S Shukla and J Gyaltsan,2006.

[38]關于甘內(nèi)基的簡歷，參見http://www.du.ac.in/index.php? id=270 & fmember=847 & cid=253.

[39] 《譚中教授口述歷史訪談》，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india01．doc

[40] Karunakar Gupta，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Mineva Associates Pub.Pvt．Ltd.,1974．該書由王宏緯翻譯成中文，于1990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

[41]邱美榮：《中印邊界爭端研究綜述》[J]，《南亞研究季刊》，1999年第2期。

[42]王宏緯：《中印邊界秘史》[M]，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前言3—4頁。

[43] http：//en.wikipedia．org／wiki／Subramanian-Swamy.

[44] Subrainanian 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New Delhi：Konark Publishers Pvt.Ltd.,2002．

[45]尚勸余：《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學界對中印邊界戰(zhàn)爭的解析》[J]，《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6] 《從西藏問題看中印關系》，http：//www．tibetinfor．com．cn／shehui／shchu2002515190631．htm.

[47] Srikanth Kondapalli，News-Reviews on East  Asia (China，Taiwan，Hong  Kong，Tibet，North  &  South  Koreas)， IDSA，1993—1996.

[47] Srikanth Kondapalli，“Tibetan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interview to ETV，March 18，2005．“Tibetan infrastruc ture projects”，interview to ZEE TV，June 30，2006．

[48] Jabin Jacob，“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and Nathu La-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India”，China Report，Vol．43，NO． 1，2007．“Shaping a’New Forward Policy’：Tibet and India’s Options”，IPCS Issue Brief,NO．80．2008．

[50]“For a New Kind of’Forward Policy’：Tibet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Revisiting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University of Westminstef，London，2—3June 2010．

[51] Swaran Singh，“Hu Jintao and the Future of Tibet”，Defense  &  Technology，July 2003．“Tibet Factor in the Evolution of Sino-Indian Strategic Ties”，Journal of Peace  Studies，Vol．8，No．1，2001．“Asylum Not a Solution to India’s Tibet Problem”， Third  World Impact，Vol．xi，NO．121，2000．“India’s Tibet Policy：To Give or Not to Give One More Asylum”，Mainstream，Vol． xxxviii，NO．6，2000．

[52] Rajiv Sikri，Challenge  and  Strategy，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9．

[53] Abanti Bhattacharya，“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Fate of Tibet：Implications for lndia and Future Scenarios”，Strategic Analysis，31(2)237—266.

[54]參見http：//www．du.ac．in／index.php?id=270&fmember=2363&cid=259

[55]蘇發(fā)祥：《論海外流亡藏人社區(qū)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及其特點》[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6期。

[56] Claude Arpi，Tibet：the Lost Frontier，New Delhi：Lancer Pub，，2008．The Negotiations  that never were，New Delhi： Lancer Pub.，2009．The Fate of Tibet: When Big Insects Eat Small Insects，New Delhi：Har-Anand Pub.，1999．

[57] http：//www.Claudearpi，net

[58] http：//tibetan-pavilion．com

[59] Girija Saklalni，“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n Uprooted Community”，  The Tibet Journal, Winter，1978，the  Uprooted  Tibetans  in  India: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osmo Pub，1984.

[60]蘇發(fā)祥：《論海外流亡藏人社區(qū)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及其特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6期。

[61] Bharati Puri，Engaged Buddhism:The Dalai Lama's Worldvie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62] http://www.us.oup.com/us/catalog/general/subject/Religion Theology/Buddhism/? view=usa & ci=9780195673319

[63] Jayanti Alam,Tibetan Society in Exile,Raj Pub.,2000.

[64] http://www.vedamsbooks.com/no17123.htm

[65]以印度知名戰(zhàn)略研究刊物《戰(zhàn)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為例，該刊物1988—2008年期間刊登的涉華文章主要涉及6個方面：中國政治經(jīng)濟發(fā)展、中國軍力現(xiàn)代化、中印整體關系、印度和中國周邊國家關系、中國對外關系、西藏和邊界問題。參見李厚穎：《印度知識界對中國威脅論的演變——智庫IDAS的敘事脈絡，1988—2008》，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關于論文大綱請參閱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thesis/LihouyingPPS.doc

[66]參見蘇發(fā)祥：《論海外流亡藏人社區(qū)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及其特點》，《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6期。

（本文作者：肖杰，選自《中國藏學》2011年S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