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通史》是我國新時代“藏學研究”的標志性成果。該叢書利用文物考古資料及多種文字史料，對西藏歷史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體現了中國西藏歷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第一，從指導思想上看，《西藏通史》是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研究西藏從古到今的歷史巨著。首先，國外的西藏通史已經出版社不少，但很多著作要么觀點不正確，要么史料、資料故意歪曲、摒棄。國外有關西藏通史類的著作主要有 McKay, Alex的 History of Tibet；Bell, Charles: Tibet Past & Present；夏格巴的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其中《西藏政治史》英文版影響比較大，1967年在耶魯大學出版。藏文版在1976年在新德里出版。作為續(xù)編，《十萬個月亮》是在2009年由BRILL出版，共1260頁。此外，還有Smith, Warren W. (1996). History of Tibet等著作，這些通史雖然在學術上有一定貢獻，但是很多或者割裂和歪曲了中央對西藏治理史，或者對于歷史不能客觀再現，或者史料的選取范圍有限?？梢哉f，《西藏通史》全書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在立足史料的基礎上，堅持唯物史觀，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同時研究杰出人物在歷史發(fā)展的特殊的重大作用，僅僅抓住了西藏地方政治史發(fā)展這個脈絡，深入研究了西藏從早期到當代的長時段歷史，將西藏的地方史、區(qū)域史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史，有機的融合到了一起。
第二，從體例上《西藏通史》是一部創(chuàng)新性的史學著作。且不說該書共8卷13冊逾 850余萬字的宏大篇幅，而且從體例上看，著作的章節(jié)能夠完整、全面、系統(tǒng)研究西藏地方歷史?！段鞑赝ㄊ贰穭?chuàng)新性地在每卷的下編進行專題和制度史討論。這樣一來有兩個好處：1.對西藏地方除了政治制度以外的經濟發(fā)展、宗教、藝術、文化、郵政交通等有了更加深層次的研究，如同一棵大樹一樣，有了枝干，也有了樹葉和生氣。2.平衡了把西藏與中央政府關系史和地方史之間的比例。再者，正如總序里談到，處理好西藏歷史與藏族的歷史關系很重要，本書以元代為標點，之前將吐蕃史作為王朝史和民族史來研究而元朝之后西藏置于中央有效行政管轄之后，又按照地方歷史的要求來寫。這種寫法是非?？茖W的。
第三，從內容上看，《西藏通史》是通史，但不是簡史，這部書稿無論是在上編的政治史上，還是部分專題上還有深入的研究。對一段史料的分析、對一個事件的分析，對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的深入闡述，都是非常精致的；從使用的檔案材料來看，《通史》不是簡單依靠漢文史料，不是單純從一個方面看另外一個方面，而是使用漢文檔案、藏文檔案、外文檔案，多種材料相互結合、印證、對比。到清代部分，看到該書把西藏檔案館藏的清代駐藏大臣藏文版善后章程與清漢文史料對比研究，從二者差異出入手探討西藏當時的政局。此外，《西藏通史》推動了專門史的研究?！段鞑赝ㄊ贰饭こ虒嵤┮詠?，先后在內部出版了《西藏通史專題研究叢刊》、藏文歷史資料叢刊《歷代達賴喇嘛傳》、《歷代班禪傳》等一批科研成果，為深入研究西藏歷史、服務西藏現實打下了重要的參考基礎。
第四，《西藏通史》的現實價值與時代接軌。一方面，一帶一路構想提出后，“對接”一次很受歡迎，那么，作為一個全新的對接治理方式，對于中國邊疆與接壤地區(qū)的地域空間想象和融合、協調，讓周邊國家、一帶一路國家客觀、科學認識中國這一行為就顯得極為重要。長久以來，國際上，尤其是歐洲人對西藏的認識停留在國外的那些媒體、學者對西藏的描述上，這是不確切的，也不利于中國建設一帶一路構想。由于西藏區(qū)域的特殊性，《西藏通史》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區(qū)域史、省區(qū)史，其影響是世界范圍的，以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而言，《西藏通史》對于增進中印、中尼、中不兩國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積極作用。對于對接西方想象中的西藏與東方真實的西藏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另外一方面，于中亞、南亞國家而言，一個客觀的、真實的西藏歷史，能夠有益于南亞國家人民重新認識西藏。這也解釋了達賴薩蘭的流亡分子為什么對《西藏通史》非常抵制的原因，他們害怕別人聽到一個真實的西藏歷史?！段鞑赝ㄊ贰芬源罅俊⒖陀^的史實告訴世界人民：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對西藏擁有的主權是歷史形成的。
《西藏通史》的出版順應歷史研究潮流，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新時代建設工作需求密切相關，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斷增強各族人民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工作中的重要一環(huán)。《西藏通史》必將在世界范圍的西藏歷史研究中產生巨大影響。
（說明：以上為節(jié)選內容，全文即將刊登于《中國藏學》2018年第3期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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